毫無疑問，比起該如何應對市場體制的問題，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對工業國家的政治更加重要——正是市場體制導致回報分配越來越不平等。但到目前為止，公共辯論卻令人痛苦地趨於分化。
一方面，討論一直跳不出零和博弈的圈子，將中產階級收入缺乏增長這一令人失望的狀況，歸咎於富人的成功。持這種觀點的人應當捫心自問，美國多一些像蘋果、谷歌(Google)、微軟(Microsoft)和Facebook創始人這樣的企業家更好，還是少一些更好？他們每個人都極大地推動了不平等的加劇，但值得強調的是，只有一位所有者的公司（如私人股本企業）向成功的CEO支付的報酬要超過上市公司。對於那些通過向廣大民眾提供優良的產品和服務而賺取大量財富的人，他們不應受到詆毀。
另一方面，一些人總是武斷地認為，任何對不平等加劇的擔憂都是不適當的，或者為其貼上“階級鬥爭”產物的標簽。這些人的說法則更加沒有道理。收入分配格局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如今，總體經濟增長率已經不再是中產階級收入增長的主要決定因素，經濟增長的成果如何分配也同樣、甚至更加重要。不平等的加劇，主要反映了收入最高的人群通過損害其他所有人的利益而獲得的收益。這一點進一步說明，只要經濟改善就能減少不平等的想法是錯誤的。
的確，致力於保護美國的競爭力可能會加劇不平等——如果這意味著對那些主要生產活動不在美國的企業減稅、或保護它們的知識產權的話。
那麼，對於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呢？當前的政治討論中幾乎沒有什麼好的想法，我們亟需想出更好的解決方案。以下是三個建議。
第一，政府必須謹慎地避免因給予富人特殊優惠而加劇不平等。在政府處置資產或發放許可證時，有必要更多地使用所有人都能獲得準入的拍賣手段。政府提供明確或隱性擔保時，保費的制定應盡可能地以市場為基礎，而不是通過與相關產業協商。政府表現出一個代表資本主義、而不是某些人脈尤其廣的資本家的立場，也有助於緩解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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