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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民間的不斷傳抄，在情節上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變動，甚至每個人讀到版本會相差甚遠。“比較十幾個版本，有著很明顯的時代印記，我記得當時80年代流行的襯衫也出現在主人公曼娜的衣著描述上”，在書名上更是多種多樣，周勍讀到的版本除了有《少女之心》、《曼娜回憶錄》外，還有《梅茹回憶錄》、《我和我的表哥》，不過，有些版本沒有寫書名，或者直接加上一個書套。
在2004年，曾經傳出要出版《少女之心》的白士弘，從丹麥女記者葉鳳英（Perrylink）那裡得到一個版本，關於這本《少女之心》的來歷，書中介紹說是署名為“小思”的作者“我 ”在坐牢時所交待的材料，後來被傳抄出來，最後被定名為《少女之心》，後來成了“文革”時期的“大毒草”。
周勍也曾接到過一個電話，稱他有一個親戚是山東一個檢察院的幹部，辦過這個案子，“當時接到這個電話，我很興奮，《少女之心》的作者是一個謎，我當時和白士弘極力想找到作者。於是，我趕緊再和對方聯系，但是他提供不了這個資料，我說我可以馬上趕往山東，見那個檢察官，他後來就不和我聯系了。”
不過，朱大可卻認為少女之心不可能是“認罪書”，“從我的幾十年的文學研究經驗上看，它的文本并不像口供，《少女之心》還是有一定的文學性。”“就這本書本身而言它是一本低級的色情文學，直截了當地描述性生活；但是在‘文革’當中，它有一個叛逆的進步性，它是對意識形態的消解和叛逆，也對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反叛，對禁錮的社會的一個挑戰。”
摩羅曾經為白士弘的整理版本寫序，“當時摩羅、余傑風頭正盛，白士弘通過朋友就找到了摩羅，希望他能寫序，在當時，摩羅的序能够直接地拉動銷量。”周勍告訴記者，在序言中，摩羅高度稱贊《少女之心》，認為《少女之心》立意不在渲染所謂黃色，而在表現性禁忌造成的荒謬以及給民衆帶來的精神傷害和人性扭曲。摩羅還因此猜測作者很可能具有豐富的人文主義文化資源，就像張中曉、黃翔、趙一凡、北島等人一樣，是當時最有文化、最有思想的人。“這篇序在當時引起了比較大的爭議，很多人認為對一部黃色小說評價過高，不靠譜。在《少女之心》的評價上，呈現出兩極化的狀況。”
但是，作者是誰，她為什麼寫這本書，對於雙方而言仍然是一個頗為好奇的謎團。“如果當初我們找到了作者，也許是好事，也許未必是。”周勍讀過《第二次握手》的兩個版本，“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只有八千到一萬字，但是張揚後來擴充到了幾十萬字，如果《少女之心》的作者還在，我不知道她會怎麼擴充，但是，我可以肯定觀衆的興趣已經不會太大，性的曖昧已經逐漸消除，我們甚至每天都能够在電視上見到裸露著身體的廣告，以及無意中流露的性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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