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後：城市戶口，她等不來
離開凱達的很多人都成了老板，比如陳雪亮。而那些女子，那些花兒，有些去了國外，有些成了管理者，更多凱達妹則繼續流轉其他工廠打工，或者像黃月洪一樣一直幹到工廠1995年解散。她們很多人一輩子最大的成就是走出農村，當過凱達妹。
黃海敏1990年離開凱達，至今她還時常惦記著非常照顧她的金姐。金姐全名杜梅金，梅州豐順人，1983年就進了凱達，她屬於最後一批合同工，因為可以拿到轉戶口的指標，她沒走，就是在等著遷戶口。黃海敏是臨時工，從進凱達起就沒奢望過有金姐一樣的福利，不過直到黃海敏離開，金姐的戶口問題也沒解決。
當初的蛇口工業區曾經嘗試著通過制度保障外來工的發展和養老等問題，但這裡並不包括農民工，他們似乎沒有預見到農民工將以百萬計潮湧而來。
第一批凱達妹所享受到的有形的高工資與無形的好福利，是現代農民工無法想象和企及的。當年，在統包統配的計劃經濟用工體制背景下，袁庚考慮到外來工的養老、醫療等保障問題，成立了蛇口財務公司和蛇口社保公司，這兩家公司後來發展為招商銀行和創辦了平安保險。很多早期的凱達妹都記得，當年她們還有香港的商業保險，有個工人手指被機器割傷，獲得了高達1萬元的賠償，一度引起轟動。
除此之外，早期的蛇口工業區改革職工住房商品化，給翁純賢等凱達妹分了房，只用花一萬多元就能買套兩居室；工業區還興辦了諸如會計、金融等培訓班，鼓勵凱達妹們學習提高；蛇口綜合醫院甚至搞過綜合醫療保險，農民工可以免費看病；工會組織先進發達，幫助支持工人與資方談判……總之，袁庚在蛇口這片土地上的改革絕不僅僅局限於經濟層面，蛇口的經驗還涉及到了體制與制度層面，但是，這個 “中國改革的延安”、“改革試管”在這方面沒有成功，待農民工真正湧進城市形成“民工潮”時，他們無此消受之福了。
1987年深圳就開始對外來工實行社保，但時至今日，大部分外來工都無法在深圳享受退休，因為他們多數都在交了幾年社保後返鄉退保，只能取走個人繳納的部分。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韶關等地勞動部門就開始呼籲進行社保轉移，但直到現在都無果。社保的地域限制讓廣大農民工無法享受社保醫療和退休的保障。
來自農村的凱達妹們星散各地，沒有得到戶口，也沒有房子可分，退休以後只能靠自己。
不久前，黃月洪在紅嶺路看到一個曾經的工友，自從離開凱達後她就下崗失業在家，為了省錢她推著三輪車到布吉農批買菜。看到那個落寞的背影，她在心裡感嘆，凱達妹的好時代結束了。（來源：南方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