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國文化決定了國民的隨眾性和集體意識，要保證集體良性運轉，相對的“平均主義”成為不可或缺的條件。日本人尊崇平均主義，並能從中獲得安全感。日本1.3億人口，卻公認是“一億中流社會”，典型的橄欖型社會架構，中流階層比例非常高，社會保障健全，且社會貧富差距極小，公司CEO的收入一般也只有工薪階層的5至10倍。富人住宅設計風格簡單，昂貴的名牌傢具擺滿屋子被視為是“俗氣的事”。在日本富人之間，流行“三不擁有哲學”，即“不擁有存款（註：辭世前最多留2000萬日元）、不擁有房子、不擁有頭銜”。戈爾巴喬夫曾感嘆：“世界上唯一真正成功的‘社會主義國家’只有日本。”
單純的有錢有勢在日本很難贏得尊重，日本社會尊重的是那些不管多麼了不起都堅持不奢華、堅持過平常生活的人。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稻盛和夫等一代商業帝國的締造者們之所以被譽為“神”，自有其非凡商業成就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有自身令人欽佩的人生哲學。
比如，松下幸之助對財富本身沒什麼興趣，他視權力為“痛苦與責任”。當美國《時代周刊》的記者1961年去採訪他時，發現在一座古樸的京都宅邸內，安靜的老人正和三位年輕的研究員邊喝茶邊探討如何為人類創造更大的繁榮與幸福，他窮其一生領悟到的最高智慧即“自來水哲學”——“把大眾需要的東西，變得像自來水一樣便宜”。在幸之助看來，企業經營只是手段，最終目的是將肩上的社會責任和大眾期望通過數字表現出來。為完成遠大理想，他制定了250年企業遠景規劃，以25年為一個階段，分10個階段完成。在他1989年去世時，創業僅70年的松下電器利潤高達420億美元，幾乎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他對美國《時代周刊》記者說：“我想探究人性，探詢人類的幸福之源。”
松下幸之助為日本的財富追求者們樹立了榜樣。時任“日本財界首相”——經團連會長的土光敏光幾乎每天晚餐都是吃沙丁魚乾串，而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在擔任伊藤忠商事會長期間，一直堅持坐電車上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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