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鎮黨政辦期間，肖桂國主要做張貼大字報，參與收取農業稅，撲滅山火，收發傳真，打掃衛生，搞拆遷等工作—在這個以“水稻、母豬、荔枝”為三大主產業的鄉鎮，荔枝種植的季節，鎮領導幹部會帶隊做表率，帶頭去種一棵荔枝樹，以示重視發展荔枝產業，雖然種下後就不去理會了。
荔枝成熟的季節，才是鎮政府最忙的時候，主要是搞荔枝公關，給上級領導、縣直部門送送荔枝。“全鎮幹部都出去摘荔枝。”肖桂國說。
在沙頭鎮政府裡，稍上年紀的不會打字，因此文印室便成了肖桂國在基層工作的主要舞台：很多時候，整天的工作就是在打字、複印、速印，有時一天要印上百份材料。備感苦悶的肖桂國，在和很多同到基層的同學交流時才知道，原來大家的狀況都差不多：沒有洗澡的熱水，得燒柴火來加熱；手機信號不好，得跑到樓頂某個位置打電話……寂寞、枯燥、乏味、無聊，極大顛覆了他們想象中的官場生活。
基層的苦澀，覃夏也深有體會。她2005年7月畢業於華南理工大學，從繁華的廣州回到相對落後的廣西貴港城北區港城鎮政府工作，主要在黨政辦打雜。“當時港北區的科室，一個科室就一台電腦—可那時我已經有筆記本電腦了。”在覃夏看來，這不是錢不錢的問題，而是觀念問題，總感覺當地政府沒現代發展的意識，大家關心的東西根本就不一樣，追求的東西也不一樣。
在基層，抓計生和維穩是主要工作。盯緊越級上訪的百姓，並和相關部門聯動一起截訪；整天跟在領導屁股後面，平時做著枯燥乏味的會議記錄；負責“保先”（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讓黨員學習領導講話，並提交讀書筆記……這和覃夏當初想的“去做一些關心民間疾苦的事情”，相去甚遠。
逃回大城市
2007年，覃夏終於受不了這些了，辭離官場。“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關，如果熬的話，也會有一官半職，但這有什麼意義呢？”憶起這段經歷，覃夏說，事實上，大學生到機關能發揮作用的很少，因為自己本身就沒什麼資源，也沒什麼經驗，“想象著會振臂一呼，應者雲集，其實誰聽你啊”？正如梁婷說的那樣，“想改變的沒條件，有條件的不想改”。
不過，大學生在基層究竟能改變些什麼？也是個很難說清楚的問題。崇左市扶綏縣岜盆鄉黨委副書記、人大主席黃福威就認為， 由於鄉鎮沒有財權、人事權，很多事情根本就沒辦法做，很多人包括基層領導，都不願意呆在鄉鎮，一有機會就努力往縣城擠。
在黃福威看來，考入公務員系統的大學生會寫材料、懂計算機知識，他們在基層提拔比較快，對於其他基層幹部來說，已經不公平了，其實這些大學生對基層的情況根本就不熟悉，做事的還是那幫老人。
除了這些顯而易見的體制問題之外，那些看不見的潛規則或許才是這些年輕人紛紛離開的真正原因。遇事首先想到的不是按程序走，而是托熟人找關係來擺平，中國基層社會的運行邏輯，幾千年來似乎從未根本改變過。即使不是身在官場中的人，也深有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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