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訓傳》的“主動”修改
《武訓傳》由30年代成名的左翼電影人孫瑜執導、趙丹主演，最初的創作動機來自於40年代中期陶行知給孫瑜的提議，陶行知一直認為武訓是平民教育的先驅者。1948年初，《武訓傳》開拍，先後由國民黨主營的中國電影制片廠和民營的昆侖公司拍攝，製作周期橫跨1949年的歷史大轉折，直到1950年底封鏡。成為一部當時製作精良、演技精湛的傳記巨片。自1951年開始公映，從高級領導到各大報刊多以讚揚為主，直到5月20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就此拉開了批判《武訓傳》的序幕。
被譽為“電影詩人”的留美導演孫瑜曾拍攝過《小玩意》、《大路》等30年代的進步電影，大明星趙丹也主演過膾炙人口的《十字街頭》、《馬路天使》等左翼電影，而昆侖影業也是1946年由進步電影人組建、製作過《八千里路雲和月》和《一江春水向東流》等批判現實主義影片的公司，在這個意義上，《武訓傳》的製作團隊可謂上海左翼電影的黃金組合。
自1930年代以來，在抗日救國的背景下，進步電影人與民營電影公司老板達成了一種妥協或者共識，那些講述現實危機的影片獲得觀眾的強烈認同，30年代進步電影開始打破都市中產階級的情感幻想，講述個人覺醒、尋找出路的故事。1945年之後由於國民黨統治的腐敗，也使得一批帶有現實批判色彩的影片獲得民營電影公司老板的支持。《武訓傳》就是進步電影人與民營公司合作的產物。
為了降低投資風險，根據孫瑜的記述，從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會”開始，這部電影先後徵詢過周總理、電影方面的領導及夏衍等很多專家的意見，對劇本進行過多次大的修改，這種自覺的修改顯示了30年代活躍在上海的左翼文藝工作者、40年代的進步電影公司“主動”適應或迎合新政權的過程。
其中最為主要的修改在於：第一，認識到武訓興學雖然精神可嘉，但這種方式絕不可奪取政權，於是把歌頌武訓“行乞興學”的正劇改為興學失敗的悲劇，以凸顯武訓的時代局限性；第二，在武訓之外設置太平軍周大對地主惡霸採取武裝鬥爭的情節，與武訓辦義學形成“一文一武”正副兩條線索；第三，電影開頭和結尾修改為解放後小學女教師對武訓興學一生進行“批判式總結”，指出武訓通過一己之力為窮孩子爭取受教育來解救勞苦大眾必然會失敗，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之下”才能獲得解放。
相比原來的劇作，修改後的影片一方面呈現了地主惡霸及封建統治階級對武訓的拉攏和利用，另一方面把武訓辦義學的失望、絕望表現得更為充分，尤其是得知窮孩子入學不過是為了“學而優則仕”之後，武訓對自己辛苦一生辦義學的初衷產生了幻滅感。這種把武訓“行乞興學”書寫為一種走不通或者必然失敗的故事本身是對新中國所代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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