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認可既有的名氣，不向既定的文壇座次表屈服，而是根據作品做出自己獨立的判斷，把獎頒給那些更富有創作活力的年輕人，這是需要勇氣的。但這就是“推動文學發展”這句話的含義。這意味著諾貝爾文學獎的目的之一，是加入到文學發展的進程中去，催生出更多更優秀的作家和作品來。那麼，75歲的鮑勃·迪倫，符合這個標準嗎？
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二條指導原則，是“促進優秀文學家為全世界接受”。也就是說，有一些作家實際上很優秀，寫的作品非常好，或者也許已經有了區域性的聲譽，但卻沒有在世界範圍裡得到承認。而評獎者們就要慧眼識珠，將這樣的作家挑出來，給他們發獎，使全世界都承認他們。
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泰戈爾。獲獎之前，他只是一位用孟加拉語寫作的地方性詩人，連德里那一帶的人都不認識他。他得獎後，不但印度為他驕傲，整個亞洲都為他驕傲。
實際上，當年，也正是懷著這種消滅地理空白點的初衷，瑞典文學院委托了一位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請他在來中國時順便打聽打聽中國有哪些好的作家。赫定將此事委托給了劉半農，劉半農推薦了魯迅，委托台靜農給魯迅寫信傳話，但魯迅回信表示包括自己在內，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可以獲獎的作家，如果僅僅因為是中國人、而不是憑借文學實力獲獎，並非好事。
當然這已經是閑話。回到鮑勃·迪倫上來：他的世界影響力，是否需要借助諾獎來打開？
然而，答案仍然是在風中飄。因為我們必須注意到，今天距離諾貝爾為文學獎定下這些原則，已經過去了百多年。100多年裡，文學本身以及文學產生的影響，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除了推動文學發展、促進優秀文學獎為全世界所接受之外，今天的諾獎面臨著一個新的使命：重建文學和大眾的連接。為此，他們需要拓展文學的邊界。
最重要的是，不要把瑞典文學院當成全世界文學的最高裁判法庭，不要以為諾貝爾文學獎就是對全世界文學所作的最終裁判。一個人得獎，是種種的機緣促成的。在一個特定的時刻，一個人的作品正好有合適的、院士們能讀懂的文字的譯本，正好符合這一時刻所具有的特定的標準，也恰好被幾位院士特別讚賞，被人及時而符合程序地提名，也許就有了機會。獲獎總是被挑出來的最好的，但這裡的“最好”，有著上述種種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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