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研究華僑華人的學者很多。我們側重在華商研究，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我們看到，海外華商回國投資捐贈貢獻很大；二是在美國波士頓、紐約的華人社會，或東南亞的華人社會中，可以看到與明清鄉紳自治很相似的東西。
中國傳統社會其實是基層自治和自我管理。在海外，中國本土鄉紳的角色就更不同，中國政府不會管他們，外國政府——無論美國還是東南亞，不會管他們，但華僑華人又有需求，就形成華僑華人社區或社會。其中需要紐帶、核心、管理者，事實上是華商。因為社區管理要出錢出力。通常是這些華商有了事業，有了經濟基礎，才能去對熱愛的華人社區做貢獻。海外華社的核心事實上是華商，華僑學校的中堅力量也是華商。當然，他們之所以這麼做，也出於熱心和人生價值的實現。
張梅：華僑華人的鄉紳自治，可否請您詳細解釋？
龍登高：我覺得過去研究有一個誤區，認為中國專制社會是皇帝把一切管下來。在我看來，其實基層是自治的，使皇帝能實現低成本的大一統管理。
僑民到海外去，人生地不熟、無親無故就能奮鬥出來，還能形成自我管理的社會，這與歷史淵源有關。華僑華人在家鄉就沒與政府打什麼交道，都是民間在做。
例如，林紹良的家鄉，福建福清海口鎮，宋代建立的跨海大橋——龍江橋，不是政府建立的，是和尚及當地鄉紳去化緣籌資修建的。這座橋是免費的，每隔一段時間要大規模維護。他們成立了理事會，或說基金會，自動有序地進行鄉村基層社會建設。各種基層事務，自己就處理得很不錯。
華僑華人到海外也是這樣，不需政府管理，尤其是初期。例如，菲律賓的唐人街，有自己的消防隊。舊金山的唐人街，以前是封閉的，由於歧視和衝突，他們自我保護，從公共管理角度，是自發組織起來的。這也是傳統在海外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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