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商處在邊緣和前沿。餐館很明顯，是邊緣經濟的；而前沿是高科技的，是跨國企業家或留學生在美國做起來，利用了美國金融市場——風險投資基金上市，低成本獲得融資，在科技領域成為前沿。邊緣經濟中，華商可利用族群經濟特點；前沿經濟中，華商可利用跨國優勢、新技術優勢。這兩端都不成熟，也都可能變成主流。
例如，從波士頓到紐約直達的城際巴士是華人開創的。我在歐洲做過幾次演講，首先都問：“在歐洲各大城市之間，例如在布魯塞爾、巴黎、倫敦之間，形成新的、由華商創建得交通模式，有沒有可能？”他們聽了，都說根本不可能，可是在美國，華商就做到了。以前我從波士頓到紐約，每個城市都要停，路上花費七八個小時，100多美金，現在只要二三十美金就可往返，便宜快捷服務又好，這是華人創建的。
也就是說，邊緣也可變成主流。過去很多學者說唐人街人滿為患、沒有前途，事實是不知這種變動性、活力所在。這在北美較突出，因為市場經濟活力很充分。美國可容納各種不同經濟要素。
歐洲、非洲是貿易帶動的，是溫州人打開了歐洲市場。比如皮革業、禮品、玩具。在西班牙，皮革業在全球是有競爭力的產業，華人去了後，改變了產業結構——他們一開始去是擺地攤，然後開商店，後搞批發，再後來形成產業鏈，在當地製造。發展非常快。
我們去羅馬參觀，發現每個華商都有大倉庫，幾個集裝箱地在歐洲各地銷售。歐洲很多華商也是偷渡過去的。中國製造價廉物美，歐洲價格比較高——用學術化語言講，他們就是突破制度障礙。全球市場本應是平的。從歷史發展趨勢說，制度障礙會越來越少。而華商突破這種障礙，實現了發展。障礙一時無法克服，於是在本地製造，當地人無法競爭，歐洲人措手不及。競爭不過，就燒毀華僑華人的倉庫。所以有西班牙、意大利的“燒鞋事件”，這讓人很痛心，但也是慢慢磨合的過程。
這些華商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回來投資不適應，幾乎沒有成功的。在歐洲的華商，也設法轉型。例如，成立了“歐洲華商商學院”，是華商企業家班。多倫多、溫哥華的華商，起碼是大學畢業或大專畢業的。但歐洲華商可能只有中學畢業，沒有接受MBA教育的基礎。因此，他們開了這個學院，用眾籌方式把國內學者請到歐洲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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