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您研究中國有30多年的時間了，在此過程中，中國在您眼中的形象有什麼變化？
答：中國越來越開放。
問：您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很獨到，您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的問題是否體現了中國社會當下的問題？
答：我不想總是將文學的問題和社會的問題混在一起。有兩個明顯的原因：首先，外國記者“發現”中國禁止了某一部文學作品，這部文學作品在國外馬上會非常 “成功”，作者開始發財。沒有人考慮到文學作品的文學水平、文學價值。其次，我曾說過：文學最重要的對象是語言而不是內容。語言包括內容，而內容不包括語言。沒有好的語言，就沒有文學。
問：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曾有一些具有很大社會影響的作品。改革開放初期，一本小說甚至能影響一代人的選擇，您如何看文學與社會的關系？
答：這裡提出了一個對文學非常危險的問題。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不少外國讀者想通過中國上世紀80年代的作品了解中國社會。這說明他們對中國文學本身根本不感興趣。對他們來說，文學隻是一種了解中國社會、政治的工具。了解了中國社會、政治以后，他們就把這些作品忘了。因此，連在中國上世紀80年代非常暢銷、具有很大社會影響的作品，現在也很少有人問津。
如果從德國來看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和德國文壇區別不大。
德國作家伯爾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的作品暢銷於上世紀60、70年代，曾經影響了一代人。他非常喜歡寫當時西德的社會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已不再是德國當前的問題。現在伯爾的作品在德國的讀者不多，除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寫給家人的書信，沒人會承認他的作品有文學性。如今他的作品甚至受到一些日爾曼文學家的尖銳諷刺。不過他的一些理論著作仍能發人深省。人們現在說：伯爾不是偉大的文學家，而是偉大的道德家。他的文學作品不行，但他這個人不錯。與此相反，雖然裡爾克、策蘭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是他們的作品至今仍擁有很多讀者，因為他們的作品不是以政治為主而是以語言為主，他們作品中的語言是非常了不起的。這並不說明他們的作品與社會無關，他們的作品也會涉及到社會，甚至涉及到人、人類的存在，不過這些作品不是那些表面、浮淺的政治性作品。
問：文學在時下的中國越來越失落，中文也早已從熱門專業變成冷門專業，您如何看這一社會現象？
答：從中國當代文學來看，這也是一個語言問題，中國作家大部分對語言不認真，覺得語言隻是一種工具。但對一個作家來說，語言是一切。恢復好的中文，也是中國作家的任務之一。中文專業應有助於學生及社會伸展出 “雙飛翼”中那厚重、堅實的一翼。
問：您認為，在多元化社會中，文學應佔據怎樣的位置？文學家該肩負起怎樣的社會責任？文學作品與民族精神的關系是什麼？
答：一個作家唯一的責任是語言，所以他超越民族精神，這是為什麼中國人會喜歡歌德，德國人會喜歡李白。 （來源：人民網—國際頻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