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觀蘇聯及1980年代前中國的文化發展經驗教訓，最大失誤就是嘗試用政黨的亞文化，強行取代公民的主文化，以單元壓制多元，導致本末倒置，思想扭曲，創作凋零。連高爾基和郭沫若這樣曾經的文化大家，也難逃歷史的悲劇。
譬如在中國有一篇影響頗廣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本來如果單純從藝術角度而論，譬如針對當時的小資風格和鴛鴦蝴蝶派盛行，該講話提出了文學家藝術家應深入生活、基層和群，把握反映時代的現實衝突、問題與走向等等，作為一家之說，一種現實主義流派，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一旦強制推行此篇講話精神，奉之為唯一真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那就大謬特誤了。
更具反諷意義的是，當年的蘇聯當局自己不反省壓制摧殘文化繁榮，卻經常對諾貝爾文學獎橫加指責。但歷史無情，無論在某一時間的狡辯如何冠冕堂皇，終究難阻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俄羅斯最後還是選擇了回歸正常社會，讓公民多元文化重新綻放。
回到莫言的作品本身，筆者在1986年時就讀到過他剛發表的小說《紅高梁》，對其新穎奇特的敘事角度和手法，濃郁的鄉土文化氣息和文字風格，都有較深的印象，確實不同凡響。與此同時，莫言的破繭而出，恐怕與當時的文化和政治大環境也不無關係。1986年，正值中國社會全面改革開放登上新台階，各種思想思潮探索空前活躍，政治氣氛也是前所未有地寬鬆寬容，莫言無疑是幸運的。
1988年，《紅高梁》被改編拍攝成電影，並在國際上獲獎，一時間頗為引領潮流。《紅高梁》講了個典型的”莫言式”故事，即一群鄉下的普通老百姓，自由自在地過日子，種地、娶親、釀酒，活得有血有肉，並反抗當地的黑幫惡霸當道及外來的日本鬼子侵略。
24年過去了，今又龍年。記得當年通過《紅高梁》電影中的歌聲，中國人幾乎是呼喊出對祖國和民族的希冀：“…你大膽地向前走，向前走，莫回頭，通天的大道九千九百九十九……”（來源：聯合早報 作者：偉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