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與基裡洛夫同齡的北京手遞手公司總經理尤裡.宜劉新畢業於莫斯科大學，他記得畢業前他就和同學讀到了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社會怎麼一回事，死了多少人，我們非常清楚。”所以，他認為“誰是俄羅斯最偉大歷史人物”的調查結果非常奇怪，“他們不懂歷史，人人都喜歡有實力，但一部分人分不清好的實力與壞的實力。”
基裡洛夫說，俄羅斯人對斯大林的看法是大相徑庭的：有人視他為黨和國家的偉大領導，沒有他，列寧思想不會發展，他在經濟和反法西斯上貢獻巨大；有人則指責他是獨裁者，剝削農民，壓迫社會。如果說有共識的話，那就是，大家都會承認“斯大林是一個大人物，對歷史發展有著巨大影響，不管這種影響是好是壞”。
“俄共的支持者在變老，當然共產黨以外也有很多人喜歡斯大林，”基裡諾夫解釋說，“他們會和現在對比，說斯大林個人不腐敗，國家補貼住房，而且生活很穩定。”
Harun不同意給斯大林時代貼上“穩定”的標簽，“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有超過2000萬民眾從農村‘被遷徙’到城市；在大清洗時期，每個地區都有揪出人民公敵的任務量，按月完成；1936年到1938年，恐怖局面得到緩解，但是清洗一直延續到1941年；還有人說，在斯大林晚年，他還計劃著發動新一輪清洗……所以，我不覺得這樣的日子是穩定的。”
“其實他們回憶的是勃列日涅夫時期”
今天的俄羅斯人多數未曾經歷過斯大林時期，但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曾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生活過。“那些臉上掛著笑容說起‘斯大林時代’的人，其實他們回憶的是勃列日涅夫時期，”Harun提醒說，“那個時代的生活記憶與有著斯大林高大形象的宣傳畫面相混合，造成一種模糊的圖景。”
“想象你是一位紅軍將領，在社會上頗受尊敬，可以去特供商店購買一般人買不到的商品，有一輛黑色伏爾加，你認為這是全世界最好的車，你還可以去黑海之濱度假。突然之間，你發現自己一無所有，而且已經40歲了，你發現自己再也無法享受黑海，它屬於另一個國家了，你發現奔馳比伏爾加更好，你發現原來因為‘投機倒把罪’坐牢的商人，一夜之間擁有了原屬於你的奢侈生活。整個世界顛倒了。相同的故事發生在廠長、主任和工人身上。你是一家家具廠的工人，你被告知你們生產的家具是全世界最好的，應該為此驕傲，而且你的福利也不錯。突然之間，工廠關門了，因為再也沒人願意買你們的家具，你的社保也沒了，國家無力負擔它了……”Harun總結說，“原先的中等或中等偏下階層，失去了原有的權利和福利，成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他們會懷念蘇聯。不過，對於較高級別的官員來說則不存在這個問題，他們有辦法在新社會繼續掌握權勢。”
那些在過去十幾年裡建立了自己的事業、為自己打工的俄羅斯人也不大懷念斯大林，他們買了洋車，改去土耳其的安塔利亞旅遊，“他們只想忘掉爭論朝前看，最需要的是一個穩定的環境以利經商，但是，腐敗和各種官僚制度顯然令他們處境艱難。”Harun說。
有趣的是，基裡洛夫和尤裡還不約而同提到了斯大林懷念者的一個“心理問題”。“（對於斯大林對國家和社會造成的傷害），有人承認有，但說規模不大，或者說有，‘但是我很幸福’，”基裡洛夫說，“他們不是在保護斯大林，是在保護自己。”尤裡則說得更直白些：“如果老人們說斯大林不好，那麼意味著他們自己也有責任，他們也應該承擔一份斯大林的不好。”
“大部分俄羅斯人是‘父親主義者’，”尤裡說，“我們需要保護，誰給我們保護？靠父親！靠國家！有一個父親為你做好一切決定，不用自己拿主意，多方便，多輕鬆！”
“絕不容許醜化俄羅斯民族歷史”
進入1990年代，如《華爾街日報》所言，俄羅斯人的興趣焦點轉向西方消費品，社會上對歷史的關注很快降溫。
2007年6月，在俄羅斯全國社會科學教師會議上，時任總統普京呼籲教師們加強對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同時警告出版界，必須對出版的教科書承擔責任，國家鼓勵編寫新的歷史教材，絕對不容許醜化、歪曲俄羅斯民族的歷史。同年出版的《俄羅斯現代史：1945－2006年 （教師參考書）》，專門辟出一節討論“斯大林的歷史作用”，這一節用了80%的篇幅提醒人們，要注意到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斯大林使用強制手段的合理因素， “管理集團的中高層人員成為鎮壓的主要對象這一事實說明當局渴望保證管理機構發揮最大的功效……斯大林清洗的結果是在資源缺乏條件下形成了適應完成現代化任務的新的管理階層”，只是到了最後一段才提及斯大林執政“還有另一方面後果”，“他取得的成就——就連領袖的許多反對者也承認這個成就——是通過最殘酷地剝削人民取得的”。
學者成慶分析了普京試圖從斯大林時代發掘政治資源的努力：“大清洗”的殘酷性被國家富強的強烈願望所掩蓋，前蘇聯的快速工業化與衛國戰爭的勝利，都作為斯大林的政治功績保留下來。普京從葉利欽手中接過的是一個搖搖欲墜的政權，他致力於恢復國家的政治與經濟秩序，迎合民眾反感貧富分化的想法，打擊寡頭，與此同時，在他的強烈推崇下，斯大林的形象得以在一個國家主義的譜系中凸顯出來。最終，俄羅斯從彼得大帝承襲下來的國家現代化的傳統，經由斯大林與普京，進行了一次精彩對接，一個新的俄羅斯“國父”的形象被建構起來。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俄羅斯年輕人也開始對斯大林產生興趣，政府、學校、報紙都告訴他們，要更多地從國家現代化的角度去看待斯大林——一個俄羅斯的歷史節目會這樣告訴觀眾，“確實有成百上千萬人犧牲了，但作為愛國的一代，他們的付出是為了換來俄羅斯更美好的未來。”至此，懷念斯大林已不僅僅是“遺老”們的情結，更是那些為俄羅斯跌出一流國家而憂傷的年輕人如何看待歷史和未來的問題。
從斯大林到普京
強人政治和強國之夢
關於普京和斯大林之間的聯繫，一向愛琢磨的俄羅斯報紙比我們總結得更多。早在推舉普京為2004總統候選人的統一俄羅斯黨會議在莫斯科國立鋼鐵冶金學院召開之時，《明天》報就發現，會議選定在斯大林的誕辰日召開，而且會議地點包含著斯大林名字的詞根 “鋼鐵”，人們猜測，這意味著普京要像斯大林一樣，以鋼鐵般的意志統治俄羅斯。
在前蘇聯歷史上，每一任執政者對待斯大林的不同態度和評價都值得玩味。某種程度上，不同歷史時期對斯大林的評說，都成為蘇聯乃至後來的俄羅斯每任中央政府執政路線的一個坐標原點，一個不可忽視的參照系。
在重新評估斯大林的聲音中，那些過去的“持不同政見者”，最可觸摸到歷史有時叫人啼笑皆非的戲劇感。
作家索爾仁尼琴一直對斯大林採取敵對態度，看到蘇聯毀滅後出現的混亂狀態，他開始用肯定的筆調論及這個過去的政敵：“斯大林這個人犯了很多錯誤，甚至犯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但他總是想方設法地把蘇聯的經濟搞上去，而且真的搞上去了。”
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三任國家領導人的一系列“去斯大林化”運動，讓整個民族對這位鐵腕人物陷入一種極端複雜的情緒之中。在這以後，人們發現一系列反思歷史的行動仿佛是一場“再斯大林化”。俄羅斯人權組織“紀念”的主席阿爾謝尼.羅金斯基說：“他們（俄羅斯當局）想把他的名字作為全世界都害怕的強大國家的標誌。”人們不是懷念斯大林，他們懷念的，是能夠把他們帶回久遠的光榮歲月的強權領袖。
最強國淪為二流國家
普京在接受波蘭記者採訪時表示：“斯大林是一個獨裁者，這毋庸置疑。問題在於，正是在他的領導下蘇聯才取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這一勝利在很大程度上與他的名字相關聯。忽視這一事實是愚蠢的。”
衛國戰爭期間，作為蘇聯最高統帥的斯大林大力促成了歐洲第二戰場的開辟，作為雅爾塔和德黑蘭談判過程中的事實領袖，斯大林以同羅斯福比肩的強勢地位出場。丘吉爾在談到當時的談判時說：一邊是美國獅，一邊是俄國熊，惟獨他——丘吉爾，夾在中間，像個瘦弱的“小毛驢”。
丘吉爾甚至在 1945年雅爾塔會議的宴會上說：“我早晨起來就禱告，祝斯大林健在無恙。只有斯大林才能拯救世界。”——這種阿諛之詞吐自一貫反共的丘吉爾之口也算事出有因，實際情況是，在戰爭期間，蘇聯生產飛機13.7萬架，坦克10萬輛，大炮49萬門，衝鋒槍和步槍2000萬支，曾經在軍事上處於明顯劣勢的蘇聯，到戰爭結束前，飛機超過德國1倍，火炮超過德國3倍，坦克總數比德國、捷克斯洛伐克、法國和所有其他支持希特勒的歐洲國家的產量總和還多1倍！
二戰中的強悍地位讓蘇聯以戰勝國的姿態躋身世界最強國之列。僅在二戰期間，斯大林就使俄國擴大了六七十萬平方公里的版圖。戰後出現了一個強大的蘇聯陣營，使蘇聯可以同世界超強大國美國相抗衡，俄羅斯民族因此揚眉吐氣。
從彼得大帝起，那個開疆辟土的強國夢想就在世代俄羅斯人的血液裡傳繼。彼得大帝一心想打開波羅的海出海口，並奪取黑海的出海口，這些願望到了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才悉數實現——順便說一句，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二世也是普京最為崇尚的兩位沙皇。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迅速淪為二流國家，經濟滑波、工業衰敗，整個社會隨之發生一系列的連鎖反應。馬克西莫夫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對《真理報》談到，“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對現在發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國被糟蹋成這個樣子，好像“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母親被強姦一樣。再沒有比這更難受的了。”
“彼得大帝”號的巡航信號
強國就要強軍，強軍先需強海，在這個問題上，歷代俄羅斯統帥不謀而合。
2009年11月25日，由“彼得大帝號”核動力導彈巡洋艦為旗艦的艦隊出訪加勒比海、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這支艦隊在大西洋上的航線不受限制，並“順路訪問”地中海的直布羅陀海峽，在一系列港口停留，這都等於把“彼得大帝”直接開進了美國的後院。所有這一切都是俄羅斯在新條件下向全世界重申自己利益的重大之舉。俄羅斯《消息報》對此評論說：“俄羅斯不僅要以黑海艦隊工程維修基建的形式，而且要以一種全新的面貌——海洋強國的形式出現在這裡的政治之中。”
不僅如此，重建遠洋基地、顯示導彈力量、建立快速反應部隊，所有這一切是俄羅斯再次重申自己是個海洋大國、世界大國的強烈信號，是俄欲在全世界推進自身利益的頑強之旅。
連任兩屆總統的普京交出了權力，在全國的歡呼聲中，“梅德韋傑夫—普京”組合形成了俄羅斯新的權力高峰。
梅德韋傑夫和普京的立場和言論完全一致，只不過梅德韋傑夫唱紅臉，他所代表的俄羅斯溫文爾雅，而普京則唱白臉，一付劍拔弩張的面孔，不苟言笑。俄羅斯政府逐日強化了對美國的指責。普京甚至威脅說：“如果誰也不想就這些問題與我們對話並且認為與俄羅斯的合作已經不再需要，那上帝保佑，我們就自己幹！”
人們已經領教過這位鐵腕人物的烈性，與斯大林不同的是，他不但懂得武力的強勢，更學會了在國際社會間經濟制裁的威力。2005年12月烏克蘭發生“橙色革命”後，俄羅斯將對烏克蘭每千立方米的天然氣價格從56美元猛增至180美元。當時還是總統的普京聲色俱厲地警告說：“想參加‘北約’嗎？想像歐洲那樣生活嗎？那就像歐洲那樣付錢吧！”
向更久遠傳統的回歸之旅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聞一先生認為，認識當今俄羅斯的發展，必須掌握其三根主線：一是以強化軍事實力為前提，不斷強化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的話語權，重新恢復俄羅斯的強國地位；二是以俄羅斯愛國主義為核心，鼓動國人為俄羅斯復興而奮鬥；三是通過重新解讀俄羅斯歷史，不斷強硬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對美國及其歐盟採取不妥協立場。
“對歷史的重新解讀有一種很明顯的回歸傾向，但是這並不是向斯大林及其體制的回歸，而是越過斯大林和蘇聯，向更深層次、更久遠年代的回歸，就像梅德韋傑夫所說的那樣，是向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向葉卡捷琳娜二世、彼得大帝的回歸。”
聞一說，對普通的俄羅斯老百姓來說，他們並不關心“主義”，他們關心的是誰能給他們帶來更好的生活，“俄羅斯長期的傳統是，老百姓希望有一個好沙皇”。
雅科夫列夫的回憶錄仿佛佐證了這一民間心理傳統，據他記述，當對斯大林的批判完全明朗化以後，“在家裡，我母親仍然是斯大林的忠實捍衛者……她認為說國王的壞話是愚蠢的”。
俄羅斯政府從不宣稱任何主義，意識形態之爭已經成為過去，他們宣稱的目標是建立公民社會。即便受到金融危機的嚴重震蕩，普京在國際社會中依然是不可動搖的強勢姿態，他在達沃斯經濟論壇上十分清晰地表態：“俄羅斯不需要幫助。我們不是殘廢！”
對當下的普通俄羅斯人來說，曾經的家庭悲劇因隔代原因已經漸漸淡忘，而國家曾有過的榮譽和輝煌卻刻骨銘心。這是“斯大林熱”的心理基礎。作家弗.卡爾波夫1941年曾因抨擊斯大林而被判苦役，在零下50攝氏度的地方勞動，但他說：“我不責備他。”他希望今天的普京“像斯大林一樣嚴厲”。
有趣的是，神學院的學生斯大林放棄成為東正教的神父，轉而追求一種人間信仰，今天的普京和俄羅斯政府領導人卻使東正教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將東正教的教義和教訓視為俄羅斯道德傳統和國民精神支柱。
聞一說， “俄羅斯正經歷著道德和精神的回歸，用普京的話來說，是向具有上千年傳統的‘父輩的傳統、精神財富和理想’的回歸。這種回歸不僅決定著俄羅斯的發展方向，還決定著俄羅斯和世界未來的關係。”
肖像被撕毀，雕塑被砸爛，斯大林依然存在著。在政治虛化和經濟凶猛的今天，他依然存在，隔著歷史和人為多重交叠的一組棱鏡，撅著一部濃須，對我們凜然而視。（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