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8日電／記者臥底參與高考舞弊，的確危害了“高考管理秩序”。但這種“危害”相當有限，還因為及時曝光避免了舞弊者被錄取，也保障了公眾知情權，這是比所謂現場秩序更高的法益。
昨天是高考首日，一則新聞也引發了社會對媒體倫理的爭論：有媒體派記者臥底一個高考替考組織，揭露出多名大學生到江西充當“槍手”替考的內幕。
記者進行臥底調查，甚至作為“槍手”進入高考考場的做法，是否合法？有人認為：為了所謂“揭黑”，就使用了違法手段，這有違程序正當要求；也有人認為，這是用“實質正義壓倒了程序正義”。
在這裡，得廓清幾點情況：首先，參與臥底的記者已明確表示，臥底暗訪行為之前是向警方報備的，並非一些人揣測的故意逞能。其次，雖然高考舞弊廣受詬病，但依“罪刑法定”原則，中國現行法律並未將替考本身定為犯罪，替考一般按行政違法處理；而高考舞弊的組織者，一般按非法經營罪、詐騙罪等進行刑事追究。
那記者臥底替考的行為，是否必然構成違法呢？刑法理論中有所謂“違法阻卻性事由”的概念，它是指行為雖然在客觀上造成了一定損害結果，表面上符合某些犯罪的客觀要件，但實際上沒有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並不符合犯罪構成。“違法阻卻性事由”包括，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法令行為、正當業務行為等。
“正當業務行為”，指雖然沒有法律等直接規定，但在社會生活上被認為是正當的業務上的行為。而大陸法系的刑法理論中，一般認為：醫療行為、律師的辯護、新聞報道、體育競技4種類型，都是可以作為“正當業務行為”構成“違法阻卻”的，即不構成犯罪的。雖然我國刑法理論界對於記者報道是否，及如何適用“正當業務”說，還沒有成熟的學說，但在司法實踐中，之前那麼多轟動一時的記者暗訪，都沒有進行司法追究，也可以看出中國的刑事政策傾向於認同記者臥底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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