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晚，深圳寶安區一位聯防隊員手持鋼管、警棍闖進一間小店，一通亂砸後，對老板娘進行長達一個小時的毒打和強姦。她的丈夫楊武則躲在幾米外，不敢做聲，一個小時後才報警。楊武將妻子送到醫院後，因為沒錢入院不到10小時又把妻子帶回家裡。此後受不了對方家人威脅，又自己跑到派出所要求銷案，又被民警罵了回來。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楊武稱，“我是世界上最窩囊和最沒用的丈夫”。（10月8日《南方都市報》）
底層艱難，底層在異鄉求生尤其難。怕工作難找、怕房子難租、怕得病住院、怕孩子上不了學、怕警察查暫住證、怕聯防半夜砸門……這些說的不僅僅是在深圳忍辱偷生的楊武和王娟夫妻倆，還是每一個有此遭遇的人。楊武王娟夫妻倆月收入不多，平時就被聯防隊員欺負慣了，但這種忍讓換不來平等與尊嚴，反而讓聯防隊員變本加厲，直到強姦案的發生，讓楊武成為“世界上最窩囊和最沒用的丈夫”。
不可否認，在深圳求生，楊武確實害怕經常打砸東西和毆打他的聯防隊員楊喜利，除了本地與外地、個體與個體的差異，楊喜利施暴時所吹噓的“我是聯防隊員”“跟警察都是哥們”也是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說，楊武等除了忌憚楊喜利個人，更忌憚的是權力賦予楊喜利的身份和社會關係。現實中，一旦遭遇權力，楊武王娟夫妻作為底層公眾，所擁有的各種權利就自覺不自覺地萎縮了，並時刻對楊喜利個人心存忌憚。
對楊武王娟夫妻倆的悲劇，公眾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也可以憤怒指責聯防隊員楊喜利的暴行，但在憤怒、悲傷、無奈過後，還必須要找出悲劇的根源，只有這樣才能防止以後再有類似的事情發生。我們必須要看到，個人權利日漸萎縮的並不僅僅是楊武王娟等人，也不僅僅是漂泊在異鄉求生的底層公眾，而是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一個一個活生生的人，是的，每一個公民。
在現實生活中，除了法律規定不能做的和道德不提倡做的，如果還有能讓我們某時某刻可能會感到擔驚受怕或者心存隱憂的東西存在，那麼我們的個人權利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這種東西的威脅，尤其是權力和行使權力的人。楊武王娟夫妻受到的現實威脅，就是來自行使權力的聯防隊員。只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們才會知道只有普及權利意識才能讓自己生活的環境更寬容一點，才會讓我們覺得日常生活更安全一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