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疑，大部制改革是此次兩會的重頭戲，早在兩會前各種版本的改革方案就傳得沸沸揚揚，關注和猜測的熱情比“人事安排”還高。人們之所以關注此項改革，一是這項改革涉及部委的調整，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二是，相比那些抽象的理念，部委調整是最具體、最看得見的改革；第三，更重要的是，這是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的第一個大動作，由此可能窺見今後的改革走向。大部制改革方案10日出爐，動作不算大，也不算小，與人們的預期和猜測並無多少差別。
媒體的焦點，多集中在這一次的改革：撤了幾個部委，少了幾個正部級機構，組建了什麼新機構，誰成了“末任部長”，新機構設立後的人事安排，原機構的人員安置，誰家歡喜誰家愁，哪個部門的權力大了哪個權力小了，等等。這些信息，確實是新聞，也是公眾急於想知道的。但這些都只是淺表層的新聞，最深層次的問題並不在此。
很多人都把這一次的大部制改革看成是部委之間的權力重組。其實，這一次改革並不是部委間的權力重新分配遊戲，而是一次放權革命——向社會放權，向市場放權，向民眾放權。這個問題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馬凱在對機構改革作說明時說得很清楚：這次改革，要以更大力度，在更廣範圍、更深層次上加快國務院機構職能轉變，重在向市場、社會放權，減少對微觀事務的干預，同時改善和加強宏觀管理，嚴格事後監管。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也認為，本次機構改革最大的亮點是放權。
減了多少個正部級機構是次要的，最關鍵的是向社會放了多少權。大部制改革，不是讓這個部委權力更大，那個部委權力更小，而是系統地向社會放權，減少政府干預，市場能調節的交給市場，社會能自治的交由社會，地方能管理的交給地方。
比如公眾關心的鐵道部被撤銷，某些職能機構並入交通部，並不是將原屬於鐵道部的權力轉移給了交通部，形成一個擁有更大權力的部委，而是實行市場化改革，實行政企分開，組建中國鐵路總公司。這是向市場放權。
還有新聞出版總署和廣電總局的合併，並不是將兩種權力相加形成一個權力更集中的大部，不是1加1等於2或大於2，而可能是小於2。因為兩個機構合併後，很多權力將放給社會。馬凱也談到一些部門職能越位、缺位問題依然突出，不該管的管得過多，一些該管的又沒有管好。機構改革，很大程度就是革政府自己的命，放棄那些“不該管的”和“管得過多”的，集中力量管好“該管的”和“沒管好”的。
還有其他職能機構的調整也是如此，都集中於“放權”而不是“分權”，從體制上最大限度地給各類市場主體鬆綁，而不是在部委間分蛋糕。比如要“減少投資項目審批，最大限度地縮小審批、核准、備案範圍”，要“減少資質資格許可，對不符合行政許可法規定的，一律予以取消”。在民政事務上的改革也是如此，要放鬆對社會組織的管制，更好發揮社會組織在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這是應有的改革方向。如果改革僅僅是在部委間分權、在官員間平衡，變成部委間的權力博弈，而不是向市場、社會和民眾分權，還可能滋生出更多的問題，改革只是在原地轉圈圈。
《朱熔基講話實錄》中曾如此描述機構改革阻力，“我抱著粉身碎骨的決心來幹這件事，”朱熔基說，1997年年底，找幾十位部長逐個談話，沒有一位部長主動表示自己的部門該撤，長時間坐著談話使朱熔基過度疲勞，每次站起來都很困難。可以想到，這一次的機構改革也一定不容易，改革就是政府要拿刀割自己的肉。中國需要這樣自我割肉和刮骨療毒的改革勇氣！（時間：3月11日 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