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的邏輯被一種行政性的制度轄制，所有人都在拼命追求速度、追求面子、追求規模、追求宏大叙事，那些財大氣粗的國有企業，集權力、政策、資本和壟斷於一身。他們除了讓領導滿意，當然不會考慮任何投資利潤。
第二，當然是企業的產權問題。這已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了，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清晰，每個自然人在國有企業裡都被道德架空，可是人性的幽暗無所不在。這個制度設計總是罔顧一個基本事實：我們不過是人，每個人都貪婪，每個人都自私，每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都在為自己的利益忙碌。將一個具體的人放在一筆唾手可得的財富面前，並且讓他不動心，不據為己有，這人要麼是神，要麼就是偽善。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人性問題，我們的生活裡充滿了謊言，充滿了王顧左右而言他，都是制度使然。國有企業的邏輯必定是這樣，無限度地擴張規模，無邊界地忽略市場風險，在非理性的規模與不可控的風險裡尋找一種流動性，並試圖在這種流動性的過程中尋找隱性的溢出效應。這其中腐敗叢生，政府不得不為敗局埋單。遺憾的是，再大的政府，也是一個有限的政府啊。
第三，是一個國家的重商主義政策把持了經濟走向，並阻礙了市場經濟的深度發展。誰都看得到，這個經濟體正以政府的名義，一方面大面積追求貿易出超，造成貿易的不平衡，抑制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另一方面，大面積追求高額的財政收入，形成一種大政府意義上的所謂國家財稅能力。如果說前者是在背離全球貿易的基本秩序，那麼後者，則是典型的與民爭利。可以肯定地說，最近一些年大面積發展的國有企業，都是在完成這樣的使命。可惜的是，當這些國有企業夾帶巨量資本進軍海外市場，卻往往損兵折將，敗局不斷，因此只能在本土內需市場用盡各種壟斷手段，各種非市場的辦法，瘋狂刮金吸利，然後填補國外市場的虧空。
這才是任何一個國家大力發展國有企業的基本邏輯。問題在於，偉大的亞當•斯密有言，一個國家的財富，並不是紙面上的金銀，不是外匯儲備，不是宏大的財政收入，而是可以用於老百姓消費的生產品和日用品。也就是說，當國家過度富有，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呈現出巨大的貧富懸殊，生活甚至難以為繼，這樣的經濟體是值得懷疑的，也是不可持續的。（時間：7月7日 來源：時代周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