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種心態，錢袋子難管。就說說這些負責“分錢”的部門吧，財政部也好，國家發改委也好，他們不先公布也有自己的苦衷，畢竟管家難當！要以身作則降低三公費用，至少要與中央部分部委機構的平均費用相當，不然其他部門會不服氣，憑什麼你管錢就給自己的部門大紅包啊？但這個度不好把握，其他部門沒有公布之前，誰也不知道對方真實的數據如何，情況有點類似於經濟學裡的經典博弈場景。只是這種場景發生在為民眾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機構身上，難免有些失體面的尷尬。
也許我們過於消極地看待公權力在面對公民權利時的表現，也過於陰暗地評價公權力內部的關係協調方式了，但如果公權力自身能多一些透明度，對公民的訴求能多一些耐心和平等，也許就不會在很多領域引發如此大規模的信任危機了。
事實上，“三公”費用公開雖是一塊公民社會的試金石，但絕不僅僅只是滿足公民知情權那麼簡單。前不久個稅修正案將免稅扣除額調高了500元，6000萬人從此不用繳納個稅，預示著中國社會減稅時代的到來，也預示著中國社會創造的GDP大盤子裡，企業和個人將獲得越來越多的份額，政府此前過度膨脹的分成比例將受到限制。
舉例來說，僅個稅一項，國家財政收入就將相應減少1600億，從短期來看，政府部門的各種政府消費和開支也將勢必需要相應壓縮，“三公費用”僅僅是其中一項。公開三公費用是大勢所趨，也是中央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緩解民眾不滿情緒的一種政治智慧。
但從長期來看，“還富於民”是重新激發中國經濟活力的一劑良藥，企業和個人的負擔減輕了，民間投資與民間消費才會得到進一步釋放。
換句話說，政府能獲得的蛋糕，比例雖在縮小，絕對量卻在不斷擴張，何樂而不為？（時間：7月8日 來源：經濟觀察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