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顯然，如果靠殺一兩個、一兩百、甚至更多個貪官——無論什麼級別、也無論是否罪刑法定，就可以達到政治清明的目標，那麼，形象點說，人們今天出境，持有的“派司（護照）”很有可能還是大明皇帝頒發的。因為要論殺貪官，所殺貪官的數量和級別都達到空前絕後程度的，當屬明朝的那些皇帝。但是，“明朝那些事”，後來的人們不說十分清楚，起碼是知道結局了。反過來說，如果殺貪官能建設一個良序政治，“殺一儆百”這樣低成本的制度替代品可以通行，那麼，明朝就可以“江山萬古傳”了。“萬古”傳至今日，人們不拿大明的“派司”，還能拿哪朝的“派司”？
只可惜，認識到靠殺貪官不管用，是在對貪官甚至適用淩遲酷刑的清朝後期，“六大臣”出洋考察回來，在“考察報告”的奏折上，痛陳制度建設的重要性。但是，已經太遲了。最終，清朝，也如其前朝一樣，成了方便叙述歷史的一個時間段。
明朝殺貪官，沒用；清朝殺貪官，也沒用。殺貪官多的地方，貪官並不少；殺貪官少的地方，貪官並不多。這其中的道理，足以令人深長思之。連普通公眾都能對如何阻貪、防貪說出個一二三的年代，專家還在說“殺一儆百”這樣的“前朝”老詞，只能說貪官們都白死了——那麼多貪官之死，也沒能讓專家們明白些當代政治的淺顯道理，如此，貪官們的血不是白流了嗎？這無疑也說明，殺不殺貪官，不是任何期望目標的必要條件。（時間：7月23日 來源：光明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