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還很幼稚。所謂幼稚，不僅表現在制度建設的不成熟，也表現在公眾認識的不成熟。一些人總以為發言人掌握了事實真相，是他們的利益立場使他們往往傾向於隱瞞事實，所以，只要知情願望沒有得到滿足，就把憤怒發洩到發言人身上。而實際上，發言人可能比公眾知道得早一點、多一些，卻未必全部事實真相都了然於胸。即便發言人和部門主要負責人知道得一樣多，說什麼、說到什麼程度，也不是他自己能夠決定，否則他就是一個自由發言人，而不是代表一個部門的發言人。
在召開新聞發布會前，王勇平未必到過救援現場。在會上回答為什麼要掩埋車頭時，他的解釋是，參與救援的人告訴他，為了填平泥潭，方便救援，並稱“他們是這麼說的，至於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即使這個理由荒謬透頂，責任也在參與救援的人。至於在宣布沒有生命體征、停止救援後，又發現了一名生還兒童時，王勇平除了說“這只能說是生命的奇跡”，未必有更恰當的回答。難道還要指望他批評停止救援不當嗎？是不是停止救援，決定權更不在發言人。王勇平在新聞發布會後表示，當時如果能有更多更確切的救人搶險的信息，就能更好地滿足大家的信息需求。是他知道了不說嗎？或許他也就知道那麼多。我不想為王勇平辯護，但不知道誰在他那個位置上，能做得比他更好。
這就引出了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的問題。像甬溫線動車追尾這樣特大的突發事故，新聞發布會應當怎樣開？從這個案例來看，召開發布會或許不能像平日無事時那樣，而應在結構、模式上有所不同。與其讓發言人唱主角，不如讓發言人做個主持人，讓在突發事故現場組織指揮的人直接告訴人們事態進展的真相。如果時間不允許，一線的人不能到發布會答疑，也可以利用現代通訊設備加以溝通。在制度建設的層面，發言人素質自有提高的空間，但要求發言人精通部門所有業務也未免期望過高。一個人是不是適合做發言人，似也應有制度性規定。發言人天天發言，如果僅僅一兩句話說得領導不愛聽或公眾不高興就要下崗，那麼只能使發言人成為高風險職業。
培養一個勝任工作的新聞發言人，不是易事，但實在說來，發言人的表現又決非取決於本人的願望和意志。有專家批評王勇平犯了“低級錯誤”，“沒有體現發言人在媒體和公眾之間的橋梁作用”。這當然不無道理，但更有決定性意義的，是發言人所代表的政府部門在媒體和公眾之間的橋梁作用。政府部門通往媒體和公眾之間的橋梁想要多寬，發言人通往媒體和公眾之間的橋梁才有多寬。（時間：8月18日 來源：南方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