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規定，“除涉及國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案件外，律師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時不被監聽”。這項規定可以有效避免刑訴法和律師法的衝突，是一大進步，但如果不能解決確保犯罪嫌疑人及時聘請律師的問題，律師不被監聽的權利往往就沒有用武之地。
當然，這次刑訴法的大修，已經注意到了強化可操作性的問題。
比如，現行法第60條規定：“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採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應即依法逮捕”。但對於何謂“發生社會危險性，有逮捕必要”，現行法並沒有具體的規定，導致司法實踐中對“必要性”判斷帶有極大的隨意性。在這個背景下，草案對“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原則規定進行了細化處理，確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但從立法技術上提高刑事訴訟法的可操作性，還有很長路要走。先不說刑事訴訟法是否應該被定位為“人權法”，即使把其當作純粹的“手續法”，也不能過於“粗放”。否則，既不能為執法者提供可操作性的標準，也無法避免程序規則被“合理濫用”乃至被“架空”。
所以，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應對現行法在實際操作中曾面臨爭議的問題逐一梳理修改，對可能引起爭議的問題，及時做出有針對性地完善，盡量把問題解決在修法階段。（時間：8月25日 來源：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