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顯，呂清海是“帶病提拔”的。常識告訴我們，如果不是“帶病提拔”，一位全票當選的市長上任僅49天就被雙規，這種事發生的概率幾乎為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既然這位“速倒市長”在上任前，其“掌門”的神馬股份的負債總額就已經達到了42億元，這是一個怎樣的天文數字！即使沒有貪污腐敗的情況，把一家大型企業搞到這種地步的幹部，怎麼可以成為市長候選人呢？
這讓筆者想到了一個問題，幹部任用條例、四項監督制度等法規、規定中，在幹部提拔條件、程序等方面的規定不可謂不嚴格，不可謂不全面，為什麼還是有些官員“上任即倒”？而且，呂清海並非個案，2009年首都機場原董事長李培英上任半年即被“雙規”，最後以受賄罪和貪污罪被判處死刑；原廣東省花都區副區長譚東方，也是任職不到一年便被廣州市紀委“雙規”……分析了這麼多，舉了這麼多例子，筆者是想說明一個問題：“速倒市長”背後是可怕的“集體沉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姑息思想。
一位參加過幹部考察的人曾慨嘆：“幹部考察時有一種怪現象，個別座談時聽到的都是譽美之詞，民主測評人人都拿高票。”組織考察，是幹部提拔的必經程序。在考察過程中也有很多保證反映問題者權益不受損害的措施，但有些幹部卻因各種原因，對考察對象的錯誤、失德行為等方面避而不談，只舉大旗唱贊歌，使考察組無法掌握真實、全面的信息。即使在公示期間，也是私下議論的多，敢於發言的少；背後嘀咕的多，敢於舉報的少。上述現象產生的原因比較複雜，有不想說的，認為自己說了也沒有用，索性不說；有的不敢說，怕說出來遭到打擊報復；有的不能說，覺得誰提拔都是好事，誰都不容易，不能拆人家台，等等。不敢對幹部任用提出疑議，是抱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的想法，犯著自由主義的錯誤。
堵住幹部“帶病提拔”通道的方法有多種，但考察過程中如實反映幹部存在的問題，是對其本人負責，也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負責，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集體沉默”是對違法犯罪行為的遷就，是對不良行為的縱容和默許。看來，幹部考察過程中，應該建立一種如實反映考察對象情況的機制，避免“集體沉默”的衍生品—“上任即倒”現象的發生。（時間：9月16日 來源：荊楚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