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症結，不過是“行善有風險”，出手不得不謹慎。將道德流失歸咎於“世態使然”，是公眾一貫的邏輯轉化。你看，“彭宇案”殷鑒在前，“做好事遭惡報”，誰還敢冒險救人？理由看似鏗鏘，其實是偽命題——真正道德，理應跳出物化的代價考量。行善成本，不應是冷漠的通行證。
忽略人性反思，是對個體責任的遮蔽。修女特蕾莎說：“你如果行善事，人們會說你必定是出於自私的隱秘動機，不管怎樣，還是要行善事；將你所擁有的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你可能會被反咬一口，不管怎樣，還是要把最寶貴的東西獻給世界”。道德踐履，本該更果敢，超越利弊權衡。
社會學家孫立平在《國人的冷漠是如何鑄就的》一文中，將審醜麻木視作一種“輕度罪惡”。正是冷漠、歧視等庸常之惡，衍生出信任割裂。消解沉屙，需要人性規約的拾級而上：道德令，被人們視作底線性的信仰。“人們一切不幸的根源，不是饑荒，不是火災，也不止是那些作惡者，而在於他們各自為生”，托爾斯泰如是說。打破“流沙格局”，構築人際關懷，需要價值秩序的重新梳理——在社會儲藏室裡，多放置些“人本關懷”。人性復甦了，道德方能走進“春天裡”。（時間：10月17日 來源：華西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