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丈夫和一個男人，竟然躲在一旁坐視自己的妻子被人毒打和強姦，這種太過匪夷所思的膽怯引起了輿論的強烈反應。在互聯網上，“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鄙夷和嘆息聲不絕於耳，甚至還滋生出如是的爭議話題：楊武其人究竟值不值得同情？
如是的“窩囊”的確讓人無語，但“窩囊”卻不是一種罪過，不能成為被欺淩和暴力淩辱的理由。作為道德的圍觀者，我們必須要釐清的是，這個窩囊的男人首先是一個不幸的男人，在個體性格“窩囊”背後所存在著的“窩囊”的弱勢生態，更值得拷問和追思。
家貧如洗、日子緊吧、不敢惹事、常受人欺負、“勉強活著”，在悲劇發生之前，楊武身上便貼著這些極其弱勢的標簽。本就脆弱的生態天平，因為一個“手持鋼管警棍帶著兩名壯漢”的聯防隊員的肆意行凶而被打破――公眾輿論一方面無限放大了“這個男人躲在一旁不敢抬頭、悄然垂淚”的窩囊，而另一方面無形中忽視了導致權利“窩囊”的諸多關鍵性因素：其一，“楊喜利以前就經常欺負他們，只能忍氣吞聲，不敢報警求助”；其二，“楊喜利脾氣暴躁，平時就被投訴很多，但領導也拿他沒有辦法”；其三，事發後行凶者家屬還不斷發出威脅。
於是，這樣一個窩囊的男人便可以被還原成缺乏安全感的外來人口、一個“被欺負慣了”和“被打怕了”的男人，因為對方聯防隊員的身份以及“領導都拿他沒辦法”的一貫背景，生怕慘遭報復，不敢向警方和治安部門求救也就有了現實的注腳。那麼，到底是什麼讓一個惡霸型的聯防隊員恣意行凶這麼久？倘若不是因為生存風險太大，被欺淩者又何至於這麼懦弱？！
事實上，在突發的事件中相遇的強勢者與弱勢者，弱者根本就沒有與強者平等對話談判的底氣，因而在各種因素之下，很多弱勢者都做出雷同且潛意識的選擇：用捨棄自尊和人格來衝抵生存風險。對生存風險的恐懼與憂慮，導致了弱勢者人格尊嚴上的懦弱。從這個意義上說，保障弱勢者的尊嚴與權利，不能指望弱者的自立自強，更不能期待於輿論的道義支援；更重要的是靠公共管理施行的公平制度或者規則。如果不能給予弱勢者一個基本公平的生存環境，任何對於弱者“窩囊”的譴責和指摘都顯得無比蒼白。
一個窩囊的男人，一種窩囊的弱勢生態。我們當然可以嘲弄一個窩囊的男人，但如此“窩囊”的弱勢生態，又是誰之過？（時間：11月10日 來源：人民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