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財政、地方財政和石油企業構成的利益轉移關係中，其基石是最終為此買單的公眾。因此，公眾利益，包括長短期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也不應回避。
對於普通民眾來說，最直接的短期利益無外乎作為消費者所面對的成品油價格。按照目前的購買力水平來衡量，我國油價偏高是不爭的事實，這相當於給國內成品油消費者變相徵收了附加稅。
考慮到我國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的連年大幅攀升（2010年國家財政收入超過8.3萬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收入4.2萬億元），筆者認為，我們有國力合中央、地方、油企三者之“利”和“力”，直接還利於民，通過大幅降低成品油價格的“減稅”政策，既能體現中央企業、國有企業的全民所有屬性，也有助於推動CPI回落、國內消費提振和保增長目標的實現。
同時，除了短期經濟利益，開發油氣資源帶來的能源環境問題還關乎子孫後代的長遠利益。相比於英國石油在墨西哥灣漏油事件中付出的高達200億美元的代價，國內油氣、礦產資源開採的環境成本還是過低，譬如中石油在大連漏油事件中以“投資換賠償”的方式結束也是非議不絕，有透支環境求發展之嫌。
因此，類似於央行對各商業銀行提取的存款準備金，筆者認為可以對石油企業徵收的暴利稅提取部分作為儲備基金，以應對現階段時有發生漏油、污染等重大環境事件，也符合國家、地方、油企、社會的長遠利益。
總之，問題的關鍵不是油企暴利稅起徵點上調到50美元/桶或70美元/桶等具體數額，而是建立起能夠平衡兼顧各方利益、經濟利益與社會效益、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的機制。利益協調好了，社會才能實現最大程度的和諧。（來源：科學時報 時間：1月4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