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真相如何，已經無補於事了，再也無法挽救該案造成的負面影響了。“彭宇案”的惡果既已鑄成，現在說什麼都沒用了。
現在對於政法部門而言，該認真反思和汲取教訓的是，除了劉書記所列的三點外，還須補充一點，即那麼簡單的一點民事糾紛何以會演變成如此複雜的公共事件。劉書記對此的解釋是，在二審中，原告、被告達成了一條保密條款：“雙方均不得在媒體（電視、電台、報紙、刊物、網絡等）上就本案披露相關信息和發表相關言論”，從而使彭宇案的真相未能及時讓公眾知曉。但這一條款僅適用於原告、被告雙方（擔心會因為當事人一方的傾向性叙述混淆視聽），並不適用公權部門（包括法院、政法部門和宣傳部門等）。“彭宇案”並不是什麼事關國家機密的大案要案，公權部門無須為其保密。這只不過是一樁普通的民事訴訟案件，有什麼必要隱瞞真相，而且一隱就是六年。
如果當局第一時間公布事件真相，何至於造成如此大的危害，怎會造成如此被動局面。這恰恰暴露了執法者一貫的思維慣性，不信任媒體，無視人民群眾知情權，不以新聞發布和媒體輿論為然，習慣地以“無可奉告”來消極對待媒體，致使媒體和公眾無從獲悉真相，在人雲亦雲中使事態變得日益複雜神秘，遠離真相。
希望經歷此變後，南京當局能認清一點：今後凡是再遇到此類公共危機時，須講究三類危機公關策略：一是主動。當危機發生時，不能心存僥幸，一捂了之，一定要主動發布，採取主動；二是真誠。應對危機最好的處理策略是真誠，是設身處地，真正理解民眾的關心和期待，以真誠贏得民眾；三是及時。危機發生後，一定要第一時間公布事件真相。（時間：1月17日 來源：南方報業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