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以2010年底我國宏觀政策轉向“控通脹”以來，我國存款準備金率調整高達11次（9次上調、2次上調）、公開市場操作逾百次，在數量型貨幣工具頻繁使用時，同期我國的利率調整僅有5次（加息占主導）。
如果說，在2005年我國銀行業剛剛通過合規改制，因存在國家財政此前高達4萬億元的注資和衝銷成本，需要通過較高的利差壟斷獲取收益，尚不宜急於放開利率管制。但是，2006年後我國大型銀行、以及部分股份制銀行陸續上市，其所賺取的利潤累積已足以覆蓋此前財政注資及衝銷成本，此時貨幣政策仍然過於痴迷於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等貨幣數量工具，而過於忽視利率等貨幣價格工具，顯然已經不合時宜。
此外，在1998年我國貨幣政策轉向以間接調控為主時，因彼時我國金融市場的規模相對有限、且貨幣價格的傳導機制尚不健全，而偏向於存款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操作等貨幣數量工具，應該說尚有合理性。但是，在我國金融市場急速擴張、且貨幣價格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日漸明顯的近幾年，仍然過於忽視利率等貨幣價格工具的作用，則不僅會弱化我國銀行業的真實經營能力，更會弱化我國實體經濟對貨幣成本核算的敏感度，至於總量逾千萬的小微企業，則更會持續陷入“貨幣寬鬆信貸難，貨幣緊縮信貸更難”的窘境。（時間：2月20日 來源：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