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上級可以逾越政策法規要求下屬去廠裡做工，當然也能提出其他不合理、不合法的非分要求。同理，相關政府機關也就可以以“經濟發展、項目運作的需要”為由，要求民眾犧牲個人利益、權益來“配合”政府。我們甚至不妨推演一番，如果當地引入的某個企業面臨員工結婚難，恐怕地方政府也會馬上列為一項重大的任務，層層幫忙選拔適齡女青年如果選拔得不夠，是不是也會拿公務員上場凑數？
至於四川方面在引入富士康時所做的招工數量承諾。地方政府確實可以，有時也有必要幫助企業招工，一方面解決了企業缺工難題，推動項目盡早上馬落實，另一方面也能提升就業率，減少失業人口。但政府與企業明確簽署招工數量協定，前者甚至許諾隨時應後者的需要招募一線勞工，這首先說明四川當地的招商、勞動等主管部門對勞動力市場的形勢及用工企業用工方式、薪酬待遇對勞工的吸引力等因素認知不足，進而輕率地打了包票。
在承諾不能完成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先是通過運動式的行政動員、指標分攤、強制攤派等方式，力圖彌合招工缺口，這已經是一種十分危險的行政“越位”了。而指派公務員進廠凑數的安排，本身也意味著對企業的不負責任富士康方面並不希望工人來了就走，讓企業不斷付出高昂的培訓和磨合成本。（時間：4月29日 來源：和訊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