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程度上講，“天價罰單”案也凸顯了選擇執法的遺憾。放眼當下，我們似乎對類似小蝦米式的執行對象，總是出重拳，出乎常人意料。比如平頂山“天價過路費案”，也開出了368萬元的巨額罰單。而對大象級執法對象，總是“心太軟”，出手軟綿綿。比如，達芬奇家具造假案，與李清賣山寨羊毛衫幾乎性質相同，有媒體統計其近3年的相關財務報表顯示：僅2007年一年，達芬奇在上海的營業收入額就高達1.5億元，3年來，公司各項銷售業績均呈攀升狀態，2010年一年銷售額高達4.14億元。可是，上海工商部門卻開出了133.42萬元罰單。
兩相對照，則不免讓人覺得，這樣不對稱的處罰對李清來說，並不公平，對於遏制制假和售假也未必起到很大的作用。這實在讓人忍不住聯想：要是這樣處罰毒膠囊，普通老百姓就不會擔驚受怕了；要是這樣處罰康菲石油，漏油問題早就解決了；要是這樣處罰地溝油，消費者再也不會用餐之苦了。當然，我們並不是不贊同對賣假羊毛衫的農民進行法律懲罰，只是覺得，執法者不能選擇性執法，倘若我們每項執法活動，專門針對小蝦米級對象，不惜重拳置於死地，而不是致力於常態性執法，將矛頭對准大象級企業，那麼，執法者的公正性就會大打折扣，難以服眾。（時間：5月25日 來源：廣州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