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富士康在山西太原工廠的數千名員工發生群毆，不但毆打警衛，而且還推倒了富士康廠區的大門，同時還對班車，飯廳等廠區基礎設施進行了破壞，群毆造成10餘人受傷。
富士康在大陸，真是集愛恨情仇於一身。愛與情，因為它是世界500強，是創稅大戶，吸納就業能力強，各地政府都想方設法吸引富士康前去投資辦廠；恨與仇，因為富士康伴隨我們的多是負面新聞，起訴記者，血汗工廠，員工九連跳，群毆……它並沒有真正樹立起一個世界500強的標杆。現在，群毆的起因還在調查之中，但我們不得不思考：偶然之中有必然，富士康模式還能走多遠？
富士康的困境，首先是“代工”模式的困境。品牌、技術、設計、生產、物流、渠道，在一條完整的商業利益鏈上，工廠的利潤是最小的。富士康代工一部蘋果手機，只能拿到不到2%的利潤。作為全球最大的代加工廠，富士康的盈利靠的是規模生產，靠的是廉價的勞動力，但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興起，代工模式的優勢正在逐漸喪失。加之我國正逐步告別廉價勞動力時代，富士康的困境也就越來越明顯。
富士康的困境，其次是企業文化的困境。在郭台銘《虎與狐》的傳記中，他自比“地瓜”和“蟑螂”，直言他信仰的是一種蒼狼文化，正是這種在中國大有市場的狼文化，讓資本的霸氣被放大到最大程度，員工的基本需求和權利被漠視。同時，富士康一個工廠的員工，動不動就是幾萬人，而且地域性還很強，如何在部分員工群體中開展企業文化建設，本身是一個難度極大的課題，富士康出於對利潤的追求，又主動疏怠了，於是便成了一個隨時都可能爆炸的火藥桶。
富士康的困境，也是地方政府的困境。富士康招工，已經從過去很多人擠破頭想進富士康，到了如今不得不依靠政府動用行政力量幫忙招募。但是，勞動力市場本身有自身的規律，行政力量的介入，一方面破壞了本應由市場調節的勞動力供需關係；另一方面，政府投鼠忌器，對富士康另眼相待，富士康員工本該享受合法權益和基本需求，得不到應有的保障。隨著時間的積累，矛盾的爆發也就只是遲早的事情了。而且下一步，極有可能將政府拖入紛爭之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