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美關係起伏與以前各次重大起伏的重要不同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冷戰結束以來中美關係在曲折中不斷發展累積的結果，是中美關係趨於成熟的重要表現。盡管美國國內對於中國的和平發展對美國的影響，存在很不相同的判斷，並因而對中美關係和美國對華政策的認識存在嚴重分歧，但二○○五年中美關係起伏的過程表明，第二屆小布什政府不僅延續了第一屆小布什政府和中美建交以來歷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基本內涵，而且面對中國和平發展的現實，無論在認識和判斷方面，還是實務方面都有新發展，從而推進了中美關係趨於成熟的過程。
內部爭論加速美對華政策定型
在二○○五年的中美關係起伏中，更確切地說在二○○五年的美國國內關於對華戰略、政策的爭論中，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即爭論的雙方有著共同的前提，都承認中國的發展已取得重大成就，而且還將繼續發展，並將對世界產生巨大影響。爭論的焦點在於，中國的發展及其影響是否對美國形成威脅，並由此引伸出關於對華戰略、政策的爭論。從而形成了主張強化對中國圍堵的「屠龍派」和立場、態度相反的「擁抱熊貓派」。第二屆小布什政府則採取了務實的「中間路線」，但實際並不折中，故被稱為「熊貓騎牆派」，而不是「屠龍騎牆派」。這不僅因為處於執政地位必然務實，而且因為冷戰結束以來十幾年中國和中美關係的現實，特別是第一屆小布什政府以來中國和的現實，給第二屆小布什政府的務實立場和態度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為甚麼在二○○四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時，中美國的對華政策在冷戰結束以來第一次沒有成為競選的熱門話題之一，而在二○○五年上半年對華戰略和政策都引發了一場爭論？在二○○四年總統選舉中對華政策沒有成為熱門話題之一表明，美國的兩黨對於中國和對華政策已有基本共識，而且美國民眾對於這一話題也沒有特別的關注。至於在二○○五年上半年出現關於對華戰略、政策的爭論，則實際上既與兩黨政治無關，也與民眾的關注無關，引發爭論的除了美國軍方之外，主要就是一批學術的「精英」，例如號稱「現實主義理論大師」的米爾斯海默，起了明顯的推波助瀾作用。
令人感興趣的是，對中國和中美關係有著實際了解，特別是曾經實際從事過對華事務的人士都持相反立場，例如老一輩政治家基辛格、布熱津斯基，以及曾任駐華大使、代辦和武官的許多人，甚至以主張對反華強硬著稱的李潔明也包括在其中。其實，美國軍方的立場、態度與「理論大師」們也有微妙差別。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是小布什政府中所謂的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一再宣揚中國實現軍事現代化對亞太地區，實質是對美國所謂的威脅。但他不僅在二○○五年十月進行了擔任國防部長五年多以來的首次訪華，並對訪問感到滿意，而且他對中國和中美關係也有另一面的看法，稱「我們兩國正在許多領域合作──並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我們的關係需要合作和坦誠。」二○○五年上半年的爭論雖然一度聲勢不小，但實際上第二屆小布什政府對中國和中美關係的務實立場，態度始終居主導地位，所以才有下半年中美關係的進一步重大發展。
二○○五年上半年爭論的焦點實際上就是對於迅速發展的中國的定位問題。可以說，這是冷戰結束以來在美國一直存在的問題，但隨著美國各界人士對於中國的迅速發展已是不可否認的現實形成共識，這一問題在二○○五年上半年變得更為突出，所以引發了爭論。也正因為如此，第二屆小布什政府形成了關於中美關係「很複雜、很重要」，中國應成為國際體系「負責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的定位。這是比「建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戰略競爭對手」、「建設性合作伙伴」等定位更符合實際、更務實的定位。小布什稱：「中美關係是喜憂參半。一方面，我們的貿易、對話和合作越來越多。另一方面，例如在知識產權、貨幣、市場准入等方面還有一些工作要做。所以，我們的關係是複雜的，也是重要的。」
佐立克九月份的講話是對「複雜的，重要的」中美關係的全面、具體闡述。他說「今天的中國絕非一九四○年代後期的蘇聯可比」；「最重要的是，中國不認為自己的前途取決於不廢除現行國際體系的基本秩序。事實上情況正相反；中國領導人認定，他們的成功依賴於與當代世界聯網」；「我們如此密切相關，已經無法與中國保持距離……其它國家也不可能與中國保持距離」；「如何應對中國崛起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問題。……必須鼓勵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一名負責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這些言論清楚顯示了第二屆小布什政府對中國和中美關係的定位：中國不是當年的蘇聯，中美關係不是敵對的；中美關係密不可分，基礎是兩國面臨的廿一世紀的共同機會和挑戰；中美之間不僅在觀念上存在巨大差異，而且在一系列具體的重要問題上存在分歧。應該說，這種定位基本符合中國和中美關係的實際。
第二屆小布什政府對中國和中美關係的定位，是在冷戰結束以來，中國和中美關係發展變化的基礎上做出的，而不是按照「理論大師」的「理論」推導出來的，因而必然是務實的，符合美國利益的。但是，二○○五年上半年的爭論肯定促進了這一定位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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