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提出這一問題，更重要的是因為，有沒有公仆意識的問題，不僅關系到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而且關系到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前途。在今天，我們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已經由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轉變為一個掌握著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由一個在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轉變為在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在這種情況下，黨的手中不僅掌握著巨大的權力，而且面臨著巨大的利益誘惑。一個時期以來，我們有些部門和地方的黨政機關“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有些部門和地方的工作人員“擺架子、耍威風、謀私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盛行。與此相聯系，老百姓也好，地方和基層干部也好，投資者也好，為到機關辦事托人情、送禮物、請吃喝，出現了一系列極不正常的社會現象。至於官商勾結，權錢交換，干部墮落，腐敗蔓延，媒體也多有曝光。這說明，能否樹立和增強干部的公仆意識，已經直接關系到我們的黨風和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關系到黨的性質和前途。
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今天，我們黨和黨的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存在著兩種風險：一是做官當老爺，即恩格斯所說的“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二是以權謀私傍大款，即由“公仆”變為“私仆”。因此，如何牢固地樹立並進一步增強“公仆意識”，防止“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防止“公仆”變為“私仆”，已經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加強自身建設過程中必須認真對待的大問題。
由此可見，胡錦濤總書記提出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進一步增強公仆意識，不僅具有深刻的倫理意義，而且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我們必須認真領會，貫徹落實。
公仆意識來自於歷史唯物主義的權力觀
為什麼“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這一在以往的國家發展史上“不可避免”的政治現象，在我們共產黨人這裡一定要遏制它的蔓延進而“防止”它的出現呢？
首先，這是由我們黨的性質和根本宗旨所決定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共產黨掌握國家政權以后，任何時候都必須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切實做到胡錦濤總書記強調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自覺地防止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由“公仆”變為“私仆”。
其次，這是由我們黨所堅持的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所決定的。盡管我們說黨的性質和根本宗旨要求我們樹立和增強公仆意識，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一些領導干部並沒有能夠踐履黨的性質和根本宗旨。他們雖然在口頭上也常常自稱是“公仆”，但在行動上，有的反仆為主，視民為草芥﹔有的以能人自居，伸手向黨要這要那﹔有的濫用權力、以權謀私，甚至貪污受賄、驕奢淫逸。黨和人民群眾對此都非常不滿意。出現這種狀況，是因為他們有共產黨員之名，卻沒有共產黨員之心，頭腦裡缺乏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發展史首先是生產的發展史，是不同的生產方式依次更替的發展史，也是物質資料生產者本身的歷史，因而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 “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因此，共產黨人不僅在執政前要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執政后更要堅持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自覺地防止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由“公仆”變為“私仆”。
再次，這是由我們黨所堅持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所決定的。在我們的干部隊伍中出現種種不盡如人意的消極現象和令人不能容忍的腐敗現象，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一些干部手中握有人民賦予的大權，卻不能正確地對待自己手中掌握的權力，沒有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江澤民曾經深刻地指出：“領導干部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必須正確認識我們手中權力的性質。”“第一，我們黨在革命戰爭時期是代表人民並領導人民去奪取政權的，革命勝利以后則要代表人民並領導人民掌握和行使好國家的各項權力。第二，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權力都是來自於人民的，領導干部手中的權力說到底是人民賦予的。第三，領導干部必須運用人民賦予的權力為國家的發展、富強、安全服務，為人民群眾的團結、富裕、安寧服務，一句話，必須用來為國家和人民謀利益，而不能把它變成牟取個人或少數人私利的工具。第四，一代一代領導干部都必須始終信守為人民掌握和行使權力的正確原則，同時要始終自覺接受黨和人民對自己行使權力的監督。”因此，領導干部必須正確認識手中權力的性質，樹立和增強公仆意識，自覺地防止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由“公仆”變為“私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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