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指，其次，壟斷性的人事權意味著充沛的政治資源，並可以兌換各種所需物品。不同價值之間替代和轉換的雙贏局面一旦打開，官場或遲或早就會市場化，從政就像一樁無本萬利的合夥事業。“公僕”的職位將蛻變成最盈利的商品，既可以囤積居奇以抬高價碼，也可以反復倒賣以薄利多銷，從而使公器私有化的規模呈幾何級數擴大。
由此可見，一方面在理念上要求幹部艱苦樸素，像延安時代的馬錫五那樣下鄉“自帶乾糧去辦公”，在很長時期、很多地方往往並不為或者財政上也無錢為官員提供足以養廉的待遇，另一方面卻又沒有對權力行使進行必要而充分的限制，實際上就等於在公然承認或者引誘甚至逼迫幹部從事尋租活動，自尋隱性收入。這，就是國家在制度設計的層面不得不反思之處。
文章說，貪官污吏們對這一點也心知肚明。唯其如此，才會有人形式上全面認罪，實際上百般辯解，希望司法部門能斟酌“坦白”的態度、“根正苗紅”的出身、“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的努力和對組織的忠誠乃至“複雜的社會背景”而網開一面。唯其如此，官官相護也就失去了恥感和罪感，甚至變得仿佛像出於惻隱的善意。
既然格局如此，接下來的就是結黨營私、瓜分竊國贓物意義上的“黨錮”了。在拉幫結派、徇情作弊的過程中，法律制度逐步變得形同虛設，甚至是非都被顛倒。去年《中國新聞週刊》第13期刊登的記者調查報告“馬德‘官市’”，就展示了冰山一角。據原牡丹江市副市長馬德妻子的供述，有人勸說顧慮較多的馬德受賄時的理由是——“你們不食人間煙火怎麼地？送上門來的再不要，人家會以為你們不信任他。這不把人都推到別人那去了嗎？……你們這樣不成光桿司令，工作怎麼幹？能幹長嗎？”後來馬德也想通了其中的“道理”，對妻子下達指示:“以後再來人送東西，送錢，你就先收下吧。……不收，等於把人推出去，馬德的政權沒法鞏固。”
文章表示，在這一點上，安徽省六安市原副市長王偉比他的上司王昭耀說得更坦率，公開指陳自己墮落的根本原因在體制和環境。他說:“體制上，縣委書記權力過大而監督乏力，如果監督制約有力，我也許就不會犯這麼嚴重的錯誤；環境上，中國人講究人情往來，大環境、大氣候如此，我一個人是無力改變的”。當然法院不能因此就減免他個人違法的刑事責任，但這樣的辯解之辭倒也的確並非無稽之談。
文章指出，在瀆職懺悔錄的字裏行間，透過堆砌無度的道德八股調的藻飾，我們是不是也能讀出些無奈之餘的怨尤來？但是反過來看，假如不嚴厲懲罰那些貪贓枉法者，社會穩定很可能就會頃刻間分崩離析，國家秩序也難免徹底的信譽掃地。面對法與情之間兩難困境的日益尖銳化，中國迫切需要儘早進行體制改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