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市場監督是微觀事務，一定要下放給地方
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運行和社會管理中，產品生產的假冒偽劣，食品醫藥生產中的參雜使假、有害物超標，銷售中的短斤少兩、價格欺詐，農業生產資料生產和銷售中的以次充好、坑蒙拐騙，經濟發展中地方政府對污染企業進行保護，採礦等生產中企業不顧職工的生命安全，並且血汗工廠也大量存在，土地被大量濫用。由於地方政府的不作為，一些學者認為，應當將工商、質監、醫藥食品監督、土地、環境保護、安全生產等等都垂直管理。上面已經探討，實踐中實際上只垂直到了省一級，結果使省級抗衡中央的實力越來越大，許多垂直部門在收支兩條線、超收獎勵、罰款分成體制下，成了省財政斂財的工具；而縣市級政府職能被支解。而事無巨細全由中央來管理，實際上中央包辦基層的事，宏觀管理微觀的事，不僅管不了、管不好，反而具體事務的集權管理管出許多尋租和腐敗來。是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還是用中央集權的方式，來處理具體和微觀的事務；是用制度和機制來管理微觀事務，還是用權力來管理？是一個國家治理社會的不同的思路。我們過去總是在這些方面上收和下移，問題總是解決不了，主要原因在於單一由政府來管理這些事務。正確的方式是，這些具體的事務需要用民主和社會的綜合的機制來進行管理。
1、地方人大的監督。地方人大作用是什麼，就是代表當地的人民群眾，瞭解食品安全、住房、土地使用、環境污染、安全生產、勞資關係等等，並將這些問題帶到地區人大會議上，並且對當地政府和具體的管理部門進行經常性的質詢。令其調查情況，採取措施，解決問題。如果政府部門，甚至政府首長對人大代表人民群眾提出的問題置之不理，人大可以採取提案形式，對部門領導和地區首長進行警告，甚至動議罷免。我們認為，通過加強地方人大的作用，讓當地的人民群眾，對當地政府和一些部門形成制約和督促，要比中央垂直把所有的事務都管起來，要好得多。
2、立法―司法機制。對上述發生的問題，必須有針對性地進行立法，立法要具體，要嚴格，使違法沒有法律的空子可鑽；而法院和檢察院則應該垂直進行管理，使其擺脫在處理違法個體工商戶、企業和自然人時，有地方主義傾向；在上述問題方面，對人民群眾的上訪，應當使之變成訴訟，支持人民群眾用法律的方式進行利益訴求。比如，近年來環境污染方面的上訪人次劇增，一些受汙群眾在法院打官司時，地方黨委和政府要求法院不予受理，或者受理也打不贏官司，於是矛盾激化。只要法院在判案時，不偏向和保護污染企業，利用法律和人民群眾的訴訟機制，就可以大大減少環境的破壞和污染。因此，與其將工商、質監、環境保護等省垂直，還不如將法院和檢察院垂直到中央進行管理。
3、新聞輿論監督。上述的許多污染、欺詐、危害安全、假冒偽劣等行為和現象，最怕新聞曝光。許多地方政府和企業，不怕百姓告狀，就怕新聞曝光。因此，新聞輿論監督，能大大降低政府管理的成本，減少政府管理的工作，其實是社會治理結構的一個重要機制。中央與其將這些千千萬萬的事務垂直管理起來，還不如加大新聞輿論對不合理和不法行為和事件的監督，促使個體工商戶、企業等等誠實守信，合法經營，善待社會和職工。正確處理生產經營與社會和職工的關係。
4、利用非政府的社會組織進行自律和監督。一是應當大力發展行業協會和商會，行業協會和商會制定章程、標準、行為規則等等，約束會員生產者和經營者。對違規的個體工商戶和企業，由行業協會和商會出面，提出警告，告知整改意見，直到開除會籍，從而通過非政府的約束影響其生產和經營行為，抑制其負面作用。二是大力發展消費、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的非政府組織，讓它們瞭解情況，提出意見，向政府、新聞界、司法機構、商會和行業協會等反映，利用民間的力量監督個體工商戶和企業的生產和經營行為。
5、商會、行業協會、銀行、稅務、工商部門等，進行個體工商戶和企業遵守合同、誠實宣傳、以法納稅、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紀錄和聯網，形成誠信檔案，對不守信和不誠實的個體工商戶和企業進行曝光，使其產品銷售、貸款等都受影響，從而達到規範其行為的目的。
6、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分工，規範政府行為、提高政府管理社會事務的素質。在事務的管理上，中央與地方要進行分工：全國人大制定有關法律，審查國務院和部門的法規，中央的專業管理部門，主要制定政策、法規，進行業務指導；地方政府進行具體的管理和監督。而要改變對地方黨委和政府考核的指標和方式：一是要加大環境、真實失業率、人民群眾意見多少等方面的考核，二是在方式上要加大人大、人民群眾、新聞輿論對政府和政府有關部門不作為，甚至有意擴大污染等行為進行監督的力度，適當擴大當地人大和人民群眾評價、罷免當地主要領導的權力。
只要順著擴大民主和加強法制的思路，強化機制和制度管理，假冒偽劣、食品醫藥不安全、環境污染、濫用土地、生產不安全等問題不難得到解決，並不需要將越來越多的，本應該由地方管理的具體事務，都上收到中央，實際是省垂直管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