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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一大會址。 |
86年前的今天，即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中共一大)在上海租界舉行秘密會議。出席會議的共有15人，包括毛澤東、張國燾、董必武等中國各地和旅日共產主義小組代表13人及馬林、尼科爾斯基兩位共產國際代表，但党的重要創始人陳獨秀以及李大釗卻沒有出席。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一大進行到第七天的時候卻被迫將會址轉移到浙江，其中的原由是什麼呢？
●會議前的黨名爭論
1919年“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迅速傳播。隨後，一批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擁護者便開始籌劃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1920年2月，當時的“新文化運動旗手”陳獨秀為躲避北洋政府的搜捕，由李大釗陪同秘密離開北京，前往天津(陳獨秀再乘船到上海)。途中，兩人商討了建黨事宜，決定分頭在南方和北方進行建黨的準備工作。這就是史學家所稱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同年8月，上海共產黨即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並推舉陳獨秀為党的總書記。然後，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積極聯絡在全國各地籌建其它地方的共產主義小組，還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
但是，關於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組建前的名稱，在此之前卻頗有爭論。當事人對此的回憶，各說各的。1956年12月，施存統(1899年——1970年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宣揚者)在《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回憶道：“党的上海小組成立於1920年6月，一開始就叫‘共產黨’，它的機關刊物也叫《共產黨》。”而陳公培(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1901年——1968年)只是記得，在陳獨秀家裏座談，“作為組織共產黨的準備，搞了五、六條章程，很簡單”，沒有提到組織的名稱。
當時與李大釗一起在北京籌建共產黨組織的張申府也曾回憶說：“關於黨的名稱叫什麼，是叫社會黨還是叫共產黨，陳獨秀自己不能決定，就寫信給我，並要我告訴李守常(即李大釗)”。據稱，陳獨秀給張申府寫此信的時間是在1920年8月間，信中說：“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產黨——我們回了信。”
而1920年9月1日出版的八卷第一號《新青年》當時刊出了陳獨秀的《對於時局的我見》一文。文中提到“在社會黨的立法和勞動者的國家未成立以前，資產階級內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會進化上決不是毫無意義；所以吾黨遇著資產階級內民主派和君主派戰爭的時候，應該幫助前者攻擊後者……”
《黨史信息報》(2006年)記載，1920年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三周年紀念日，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主辦的《共產黨》月刊在上海創刊。在創刊號首頁的“短言”中，闡明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主張。刊物上既無編輯部地址，也無印刷、發行單位，所有文章的作者或譯者都用筆名，而不署真名，使人一看便知是本秘密刊物。然而卻又以“共產黨月刊社”的名義在《新青年》雜誌上刊登廣告，公開亮出了“共產黨”的旗幟。
●李大釗為何沒有出席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的召開是黨的大事，可是為何黨的兩位最重要創始人“南陳北李”都沒有出席？史料記載，當時，陳獨秀雖然被確定為大會主席，但當時他正在廣州擔任廣東大學預科校長，為籌備校舍經費而四處奔忙。而李大釗缺席的原因卻有多種說法。
有說法是李大釗並沒有意識到中共一大的重要性。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另一位骨幹成員劉仁靜在《一大瑣憶》中說：“1921年夏天，我們在北京西城為考大學的青年辦一個文化補習學校，由鄧中夏教國文，張國燾教數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們接到上海通知，要我們派兩個代表赴滬參加建黨會議，於是我們就在這個學校開了一個選舉代表的會。”選舉時，“我依稀記得，那天李大釗沒有出席。當時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開會，但並沒有誰想到是去出席一個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也沒有誰想爭當這個代表”。“我記得會上沒有選李大釗。”既然會議不是很重要就沒有必要去驚動李大釗這個小組的重要人物，因為李大釗要利用假期時間忙於索薪鬥爭這樣的大事。
當年參加一大的代表們也沒有意識到會議的重要性，以至於十幾年後，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等當年的代表們竟然沒有一人記得一大開會的具體日子。他們每個人回憶的日子各異，最後，只得由毛澤東與董必武商量後，把黨的生日定為7月1日，與實際的日子竟然相差了22天。
而現代的一些學者、專家則認為，在1921年6、7月間，李大釗正忙於籌備並出席在北京召開的“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因此無暇顧及中共一大。由於李大釗是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人之一，而少年中國學會每年7月召開年會與中共一大召開的時間大體一致。部分學者據此認為，李大釗沒有出席中共一大是因為要出席“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
第三種說法當時身為北大教授的李大釗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結束，校務繁忙，不能抽身——當時，他率領八校教職員工索薪團到北洋政府總統府交涉屢屢遭阻。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骨幹成員羅章龍在《亢齋回憶錄——記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說：“1921年暑假將臨的時候，我們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時獨秀亦從南方來信，不在上海)要我們派人去參加會議，我們對會議的性質並不如事後所認識的那樣，是全黨的成立大會。時北方小組成員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個補習學校兼課，就在那裏召開了一個小組會議，會上推選赴上海的人員。守常先生那時正忙於主持北大教師索薪工作(原索薪會主席為馬敘倫，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這次索薪罷教亙十個月之久)，在場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長辛店、南口之間，忙於工人運動，張國燾已在上海，乃推選張國燾、劉仁靜二人出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