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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和平崛起，主要依靠“軟權力”。 |
中評社訊╱題：中國的“軟權力”與和平崛起 作者：時殷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導
‧軟權力是最不易阻擋、最少引發強烈阻力、最小化的成本發生和後果方面相對最可接受的，因而一定意義上是最無敵的力量。
‧中國面對的歷史性挑戰在於：中國能否真正造就出一套具有較大的國際和跨國適切性和創新性的、關於基本發展方式和社會生活方式的“北京共識”？
‧社會的健康是最大最根本的軟權力，從長遠來說對國運有決定性意義。
和平崛起主要依靠軟權力
中國的崛起是“和平崛起”或曰和平發展，並且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如此。與此同時，它也是中國政府自覺和堅定地採取的基本戰略。
和平崛起有其越來越明顯的根本的大戰略裨益。和平崛起在絕大部分時候、絕大部分方面壓倒性地依靠廣義的“軟權力”，即和平的、非軍事的權勢資源和權勢行使。經濟力、外貿力、外交力（特別是外交綱領、外交風格和外交技能的吸引、說服和其他柔性功能）、文化力、移民力、國家發展成功本身在民族國家巨大規模之外帶來的格外的威望力和勸阻力（或曰“軟威懾”）等等：所有這些力量或權勢的特徵在於其非暴力傷害性、漸進累積性、廣泛彌漫性以及很大程度的互利性，這樣的力量是最不易阻擋、最少引發強烈阻力、最小化的成本發生和後果方面相對最可接受的，因而一定意義上是最無敵的力量。
就此，需要做的保留只是：
（1）軍事力量、軍事意志和軍事體制效能在某些至關緊要的可能的緊急情況下最為緊要，而且它們在平時的遏阻最壞情況發生的根本威懾作用，連同它們可產生的威望、影響力和偶爾必需的強制性外交能力，同樣至關重要。
（2）和平的權勢資源發揮的政治效應有時不那麼完滿或高效，而且往往作用緩慢。但是，它的最大好處是相對成本低，而且效應相對經久。中國資源不富，內部困難多，因而一定要格外地講究保持低成本；中國較有耐心，很少“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之事，因而經得起上面說的相對緩慢；中國的抱負長遠偉大，因而更傾向于主要依靠廣義的軟權力產生的相對經久的權勢效應。
國際關係理論家眼中的軟權力
這裏順便已經涉及到“軟權力”的局限性，需要作為此處討論的分叉在理論上予以進一步的說明。不同流派的國際關係理論家出於不同的原因喜歡軟權力。
現實主義者喜歡它，是因為它是硬權力的一個值得歡迎的補充。然而，現實主義者往往不明白為了擁有和發展軟權力，往往必須給硬權力打上一定的折扣。
自由主義者喜歡它，是將它作為硬權力的一種健康的替代。然而，自由主義者不想承認軟權力往往或在多數時候不如硬權力那麼有效，特別就短期而言更是如此；軟權力如前所述傾向於代價較低，然而也效率較低。
建構主義者喜歡它，是將它當作一個良性的建構過程，以幫助界定和改造世界政治，令其不受或少受硬權力爭鬥的支配。然而，建構主義者忽視了一個事實，即這個世界上的人們在追求其眼前利益的時候那麼經常地缺乏足夠的耐心，以便讓這非常耗時的建構過程去產生其重大的良性建構效應，如果假以時日它真的能夠較充分地產生這些效應的話。所有這些都關係到軟權力的基本局限性，都要求人們不要迷信軟權力，就像不要迷信硬權力那樣。
然而，軟權力仍然非同小可，仍然應當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壓倒性的首要依靠。在世界政治的很大部分變化着的基本性質中，主要依靠廣義的“軟權力”的和平崛起概念有其堅實的基礎。中國崛起的一個至關緊要的源泉已經首先得到了當今事實的充分證實，或者說得到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民族成就的證實，那就是國際政治理論家理查德•羅茲克蘭斯在1985年著書強調的“貿易國的興起”，加上它反映的世界政治很大部分機理的轉變傾向（這些機理轉變在1977年時，由“複雜的互相依賴”理論的提出者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做了較早的揭示和論說）。戰爭作為國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價值在迅趨衰減，國際關係的日常首要問題越來越從領土/軍事安全轉向經濟問題和軟權力問題，國際經濟互相依賴的程度和影響愈益增大，國家在經濟、文化、外交和道義影響方面的表現一般來說越來越比軍事表現重要，同時各種跨國的非傳統威脅愈益突出。在這樣的變化中，主要依靠廣義的軟權力的和平崛起符合世界政治的基本潮流，具有獲得偉大成功的相當大一部分根本保障。
軟權力與中國對世界的價值意義
最後，應當談論狹義的而非廣義的軟權力。就此而言，中國崛起的情勢立即變得遠非樂觀。可以按照對中國真正可持續的崛起來說是基本的價值要求來談論。現代世界史證明，重大的歷史性創新是一國成為可持續的世界強國的一項根本先決條件，它關係到該國對世界歷史的貢獻、對外部世界的吸引力和對本國人民的鼓舞力，而所有這些都是在價值的層次上，或者說在最大的狹義軟權力的層次上。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價值意義上對世界已有什麼貢獻？
以非常宏觀和濃縮的方式，現代跨國價值觀念的基本範疇可以被概括為“經濟成長”、“自由”、“社會正義”和“生態保護”。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主要的民族成就是在“經濟成長”範疇，但這個跨國價值遠非出自中國的創造，而且現在從政府到輿論，中國人越來越感到這一成就多年裏在過大程度上以減損“社會正義”和犧牲“生態保護”為代價。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了中國社會的經濟“自由”——十三億人口有了經濟“自由”當然是世界史上自由的巨大擴展，但經濟“自由”本身同樣不是中國的價值創新，何況中國在其他一些基本自由或自由權的較充分實現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有學者說，“作為一個業已用自己的方式而非‘華盛頓共識’取得了持續迅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代表着一種發展中世界可用的替代性的發展模式（北京共識？）。”我要對這個有部分說服力的論斷做嚴重保留。我很懷疑憑我們目前嚴重不平衡的發展模式有這麼偉大的意義。這模式確實成就非凡，但也有過大的代價：社會不公正和環境惡化方面的巨大代價，還有在其他一些重要方面的非同小可的代價。發展中世界沒有、也不應當或者經不起將它當作楷模採納，因為它並非真正可持續發展的楷模。在這個意義上，無疑還沒有北京共識。
因此，綜觀中國的發展和這發展對世界的影響，可以說中國目前在力量或權勢增進方面越來越有巨大和堅定的信心，在和平地（和正當地）改變世界力量對比或權勢格局方面的信心也顯著增長。而且可以預料，伴隨中國的崛起，國際規範體系勢將發生重大的進步性的演變。但是（這是個最大的“但是”），現在大概還難以預言當代中國將對世界基本的跨國價值體系有什麼世界歷史意義的大貢獻。也就是說，中國依然缺少、而且相當嚴重地缺少最大的狹義軟權力。在這方面，中國面對的歷史性挑戰在於：中國能否真正造就出一套具有較大的國際和跨國適切性和創新性的、關於基本發展方式和社會生活方式的“北京共識”？就近期甚或中期的基本目標而言，它首先意味着能否在“科學發展觀”的引領下，儘快實現中國現行很不平衡的發展模式的轉換？我們中國人已接近強烈地發覺，如果要成為真正可持續的世界強國，中國就必須成功地應對這一挑戰。
狹義的軟權力，特別是其中關於基本發展方式和社會生活方式的軟權力（或者如前所說最大的狹義軟權力），不僅像一般其他軟的或硬的權力那樣是手段或工具，它還在一種深層意義上直接關係到根本目的本身。借用建構主義者的術語說，它有一種深刻地影響它的持有者本身的“建構”效應，使之成為懷抱特定種類的基本價值觀的特定實體，就國際社會來說就是民族國家實體。它是首先吸引和鼓舞擁有它的國家和人民本身（而不是首先對其他國家和人民）的軟權力。
冷戰之初，對設計美國對蘇戰略起了頭等作用的喬治•凱南有一項他曾反復申說的特別根本的信念：美國在冷戰中必需的終極依靠，它得以最終克制和“軟化”蘇聯的終極保障，在於美國社會本身的健康；美國政府和人民必須持之以恆地改善和保持這健康——並非必定享有、更非必能保有的社會健康。這是凱南的戰略思想體系內的最深刻之處。足夠強烈和經久的構建和發展狹義軟權力的意識至關重要，因為它首先能夠使它的持有者更多更久地關注他們自身社會的素質、面貌和形象，從而大有助於使這些變得對他們自己有鼓舞力，並對其他國家人民有吸引力。對中國在自身建構意義上的自我優化來說，這個道理意義重大。各類不同的軟權力是在不同的意義大小的層次上。社會的健康是最大最根本的軟權力，從長遠來說對國運有決定性意義。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7年10月號，總第11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