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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建華所在的監利縣曾因農民負擔重聞名全國，甚至發生多起農民因負擔重而自殺的惡性事件。 |
中評社香港11月9日電／為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減輕農民負擔、維護農民權益工作，農業部、國務院糾風辦、財政部、發展改革委、國務院法制辦、教育部６部門將組成聯合檢查組，分別對安徽、廣西、四川、江蘇等4省（區）進行重點檢查。
人民日報報道，據了解，檢查組將採取暗訪形式，直接深入鄉村檢查當地減負政策的落實情況。主要包括各項減負工作是否得到落實，今年以來採取了哪些新措施、新辦法；各種惠農補貼補償補助政策是否落實到位；完善村民一事一議籌資籌勞制度的進展情況及貫徹落實中存在哪些問題；縣鄉或通村公路、校舍修建等領域有無強行集資、攤派問題；農村義務教育、農業用水用電、農民建房、土地、計劃生育等方面有無亂收費或搭車收費；村級組織亂收費是否得到有效治理；涉及農民負擔的信訪是否處理到位等。
據介紹，對檢查中發現的問題，檢查組將責令地方和有關部門限期整改和查處；情節嚴重的，將建議地方給予相關責任人黨紀、政紀處分。
另外，新華網上月報道，９月２４日，湖北省監利縣新溝鎮交通村八組農民朱建華，將１９９３年以來的農民負擔卡和稅費憑證，輾轉捎給了中共湖北省委，他說，“這些負擔卡和稅票，請您帶到北京去轉交給黨中央，這也是我送給十七大的禮物。”
厚厚一扎票據，折射著一段不平凡的歷史。
上世紀９０年代末，朱建華所在的監利縣曾因農民負擔重聞名全國，甚至發生多起農民因負擔重而自殺的惡性事件。翻開朱家４.９畝責任田的票據本，不難看出當年的狀況：１９９３年，總負擔２８８元，實際上繳４５３元；１９９８年，總負擔１２７７元，因完不成交款任務，被強制參加“學習班”；２０００年，總負擔７８１元，實繳１５１４元。
“負擔再重也要收藏，因為我相信黨，相信黨遲早會把我們農民的擔子挑起來，這些票據遲早會成為文物。”４４歲的朱建華告訴記者，最初他收藏負擔卡只想證明自己該交的錢都交清了，可是越往後，他就越覺得收藏有價值。
朱建華的收藏在２００２年發生了新的變化：２００２年稅費改革前，實繳１５１５元，後結算清退８４３元；２００５年免除農業稅，只交２９１元；２００６年總負擔３０２元，國家同時發給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實際上繳１４４元，每畝田只承擔２９元。
票據中的“三提五統”“共同生產費”已成為歷史，而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補貼等越來越多的新詞兒進入了朱家的賬單。朱建華說：“稅改前，負擔重，成本過高，很多農民和我一樣，棄田不種。現在，取消了農業稅，種田還有補貼，大家都搶田種。”
今年，朱建華買了農用車，還一口氣承包了村裏的１５畝荒田，全部種上水稻、棉花和甘蔗，預計年底收入可達３．５萬元。看到他時，他剛開車回來，身後是新蓋起來的兩層樓房，屋後新播種的油菜綻出一片新綠，門口的一條水泥路正在修建中，塵土飛揚。
望著自家豐茂的甘蔗林，朱建華的臉上顯現出了豐收的喜悅。“我還準備花兩三萬元把房子裝修一下給兒子結婚用，現在的日子真像蔗糖一樣甜。”
監利縣縣委書記余日福告訴記者，２００６年，全縣農業總產值達４７．６億元，比２００１年增長４６％；農民人均純收入３３８０元，比２００１年增長５４％；農民只負擔排灌水費和“一事一議”，去年全縣負擔總計３０００萬元，僅為２００１年的８％。
現在，朱建華對湖北省委給他的回信幾乎能一字不差地背下來，“黨的農村政策的核心是逐步縮小城鄉差別，使農民富裕起來。經過多年努力，我們在減少農民負擔方面取得了扎實的進步，但真正達到縮小城鄉差別的目標，尚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作艱苦的努力，這既要靠國家的政策，也要靠農民同志的奮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