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小心謹慎”，作品“難以走遠”
複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楊擊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認爲，曆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一種叙事，南京大屠殺之所以不如奧斯維辛集中營有更大的影響力，某種程度上仍然透露著“歐洲中心論”的消息，整個二戰的曆史更多的是從“歐洲文明發展變化的角度其叙述的”，許多歐洲人至今仍然認爲，亞洲戰場只是二戰的“局部戰役”。
對于中國導演爲什麽拍不出像《辛德勒名單》那樣具有影響力的影片的問題，楊擊認爲，文化和思維方式的差异讓中國導演“進退兩難”。他認爲，西方導演在拍攝此類題材的電影時也不可能不考慮“市場因素”，但由于不存在文化溝通問題，西方導演比較容易“從慘劇中提煉出感動觀衆的內容”，而不是單純的“控訴”。“而在中國，國內導演在拍攝此類敏感題材時的顧慮會比較多，”楊擊說，“一方面他們會受到西方思維的影響，一方面又擔心國內民衆的可接受度。”他認爲，這導致了國內導演在觸及此類題材時不得不“小心謹慎”，而這也是國內文化傳播界有關“南京大屠殺”事件作品“走不遠”的問題之一。
從“全人類的悲劇”的角度講述南京大屠殺
“對于南京大屠殺問題的取證和資料收集，不能只是學者個人的行爲”，中國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日本問題專家周永生教授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指出，猶太人在二戰結束後對納粹暴行的控訴從未停止，甚至超越了國際法對納粹頭目進行過激進的捕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奧斯維辛集中營大屠殺遺迹的發現更引發了世界的關注。而中國在抗日戰爭結束後立刻進入了國共內戰，美、日兩國出于政治利益的交好，以及東西方長期冷戰，影響了國際上對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責的追究和賠償，導致了對其審判中定性定案的不徹底性，爲日本右翼勢力歪曲否定曆史留下了隱患。
周永生教授認爲，對“南京大屠殺”這段曆史的重視，不應僅僅是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之間的事情。“這不應是中日兩國的口水戰”，而是“全人類的悲劇”，周永生教授介紹說，由南京大學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所長張憲文教授主編、全國七十多位專家參與編纂的27卷《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出版後，意大利和俄羅斯的史學家相繼提出要參與研究，《紐約時報》、英國BBC等西方媒體多次來南京采訪。
“對于這段曆史的爭論有必要也有意義”，讓更多的國際學者參與研究有助于讓全世界更好的了解這段曆史。周永生教授說，“曆史就是曆史，誰也不能扭曲，我們不是去鼓動民族矛盾，也不是去揭日本人的傷疤，也不是反日”，周永生教授同時表示，“爭論不是目的，我們要澄清這段曆史，就是還原曆史本來的面目，這應該是中日兩國學者的共識，中日兩國學者都要拋弃民族仇恨，踏踏實實地考尋曆史的真實。南京大屠殺是全人類的悲劇，人類不能重蹈覆轍，還原曆史是對在那段曆史中經曆苦難的先人們的交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