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16日電／自北京市檔案管理部門5700多份失去聯系的檔案被公示1個月以來，僅有200多人重新取得了聯系。北京市人才檔案公共管理服務中心負責人表示，其他5500多份失去聯系超過5年且被公示的檔案將被入庫封存，成為“死檔”。
《新京報》今天發表題為“強化檔案服務才能復活‘死檔’”的社論表示，人事檔案變成“棄檔”繼而變成“死檔”，並不是新鮮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與社會流動的井噴式增長，“棄檔”早已成為普遍現象，而過去那種記錄個人成長歷程，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一個人命運的人事檔案的作用，也漸漸失去往日的風光與威嚴。
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人放棄檔案？越來越多的人將目光投向了人事檔案制度的內在缺陷。就在今年兩會上，亦有代表建議改革現有人事檔案管理制度，理由是現行人事檔案制度與社會人事檔案需求明顯脫節，滯後於社會經濟發展，已成阻礙高校畢業生自由合理流動的一大要素，而多頭管理、個人信息分散、重復建檔、一人多檔，以及棄檔、毀檔、偽造檔案、贖檔等現象，更使人事檔案難以充分發揮作用，負面作用越來越明顯。
社論指出，最具代表性的兩個數據是，一方面，在全國各級人才流動中心代管的三四百萬份人事檔案中，至少有60多萬份被主人拋棄；另一方面，由於目前檔案管理的收費混亂，一份人事檔案一個月的托管費竟要二三十元，而使用、調出等同樣需要交費，以至於全國人事檔案收費至少有50億元以上。
社論說，巨額收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為什麼相關改革舉步維艱。早在2005年，由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完成的《中國人才報告》便指出，盡管改革之聲不斷，但是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檔案收費管理為政府所屬人才流動服務機構、職業介紹機構帶來巨大收益，致使目前人事檔案制度改革舉步維艱，大大落後於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整體進程。
當然，人們“棄檔”的原因並不止於“亂收費”。顯然，“棄檔”現象的發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檔案越來越失去其應有的價值，甚至在很多情況下被人視為“累贅”。在過去相對封閉的社會裡，打上單位烙印的檔案在有些地方甚至發展為“人質檔案”，成為限制人才流動的制度性壁壘。與此同時，現有檔案對個人經歷的記錄方式是傳統模式，內容無外乎在學校和單位的表現，隨之而來的政治或道德評價，而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內容，諸如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方面往往是空白。
社論指出，當“單位人”漸漸變成“社會人”，如何讓過去的“檔案管理”變成切實的“檔案服務”已成眾望所歸。人們希望與人才流動機制和人事檔案的遷移機制相關的改革能夠以服務生活、服務社會為原則，並在此基礎上逐步實現信息資源社會化、電子化和法制化。在傳播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每個人完全可以憑著身份証通行全國，而不必為檔案轉移在不同單位之間疲於應付。如果需要，用人單位和職能部門也能在取得必要授權的前提下，通過網絡查閱相關檔案。
社論又認為，這種改革對重建中國社會信用同樣功莫大焉。如有研究者指出，倘若實行人事檔案的電子化，借鑒發達國家的個人資信檔案登記制度，讓每一個公民有一個類似於身份証的社會安全號碼，通過這個無法偽造的號碼，由社會中介的聯合征信系統把每個人的財產收入狀況、婚姻家庭狀況、居住就業狀況、職務業績狀況、教育背景信息、債務債權信息等採集並反映出來，就可以避免目前人事檔案所存在的制度困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