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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柱銘自認“漢奸”，加上往日的種種表現，要與中央“溝通”恐怕是難矣哉。資料圖 |
中評社香港12月18日電／資深評論員郭平今日在香港文匯報撰文指，香港特首曾蔭權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有關政制發展的諮詢報告後，各方多有好評，例如，全面反映民意、立場客觀公正、內容中肯穩健、建議務實可行等等。更有政黨及論者呼籲各方支持曾特首的政改報告。
可是，在一片讚賞聲中，也有一些雜音，那就是：陳方安生、李柱銘等人對曾蔭權的報告大表不滿，除了因報告採納“二○一二年雙普選”，還責難曾特首不跟他們站在同一陣線，咒罵曾特首“冇承擔”，更公開表示要為此去北京與中央“溝通”云云。
陳方安生想與中央溝通是一廂情願
文章謂，陳方安生等人是不是方便去北京，姑且勿論。他們去北京與誰“溝通”？又“溝通”什麼？相信很多市民對此都會感到好奇。李某人不方便去內地和去北京，已是香港人人皆知的事。當年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邀宴，曾蔭權安排立法會議員訪粵，回港之後，李某人大談“圈套”，連做人的基本禮儀都不顧，北京會有人歡迎李某去“溝通”嗎？張德江“話不投機半句多”一語，相信已可以為李某人的“溝通”下定論。
文章又說，陳方安生是否方便去北京“溝通”，難說得很。但她實際上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與北京“溝通”，這一點在今日就可以肯定。
文章指，陳方安生最希望“溝通”表達的自然是“二○一二年雙普選”，但這一主張已經令別人聽得耳朵裡生出老繭，還有必要去北京“溝通”嗎？
文章表示，曾蔭權在提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的報告中已清楚說明，有半數以上的書面意見支持在二○一二年達致普選，但報告也說明有十五萬市民簽名支持在二○一七年或以後才普選行政長官，曾特首因而提出，“在不遲於二○一七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將有較大機會在香港社會獲得大多數人接納”。
這裡，請注意兩點：
其一，曾特首的報告已如實反映市民對二○一二年普選的訴求，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陳方安生、李某人等反對派的主張，說明曾特首的報告十分客觀和公平，決沒有疏忽反對派的意見。
其二，為使香港社會大多數人都能接納，曾特首建議二○一七年先實行普選行政長官。這是顧全大局維護社會穩定和諧的做法，被各方讚譽為務實、公平。倘若陳方安生等人因反對二○一七年先普選特首而堅持要“二○一二年雙普選”，為此而想去北京“溝通”，豈不是“輸打贏要”、無理取鬧？要是北京有官員為此而願意與陳方安生“溝通”，那才是咄咄怪事。
自斷溝通之路
文章表示，按照常理，特首或特區官員才有責任和有必要為這樣那樣的事務去北京溝通，包括兩地進行合作、統一某些規定、解決具體困難等，實在沒有聽說過立法會議員也動不動有事要去北京“溝通”。香港回歸十年，借問議員們一共去過幾次北京？有沒有五次？有沒有三次？再說遠一些，英國統治香港一百五十多年，立法局議員們去過倫敦幾次？英治時期立法局成立於一八四三年，但除了港督說了算，幾時見過全部委任的議員們因反對港督的某些政策或施政而揚言要去倫敦“溝通”？
文章說，李某人自認“漢奸”，加上往日的種種表現，要“溝通”恐怕是難矣哉。陳方安生想“溝通”恐怕也不容易。
文章憶述，十年前，回歸之日，陳方安生在會展中心見到五星紅旗升起，流下了熱淚。今時今日，陳方安生還有這樣的感情嗎？陳方安生的“忽然民主”、“忽然民生”及“忽然良心”，均不斷在削減以至自我封殺“溝通”的機會。
文章問：陳方安生願意洗心革面、改弦易轍嗎？陳方安生如今儼然成了反對派共主，她能與李某人等反對派“割袍斷義”嗎？況且，陳方安生要為“二○一二年雙普選”去北京“溝通”，北京會因為她“蚍蜉撼樹”式的壓力而不支持曾特首依法施政嗎？這樣的“溝通”，實屬齊東野語，痴人說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