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5日電／韓國《朝鮮日報》4日刊登一篇評論文章說，韓國金融危機和由此引發的結構改革使韓日經濟關系發生了本質變化。20世紀60年代以後，傳統的韓日經濟關系變成韓國追趕領先的日本的形式。對於韓國來說，日本既是市場價值得到力證的製造業技術的源泉，也是原材料和資本的供給源。另外，技術差距和貿易逆差也是問題。
但是，在金融危機的浪潮下，韓國經濟徹底洗淨了陳年污垢，韓日之間的地位由此發生逆轉。韓國在短期內果斷進行結構調整並處理了不良債權，恢復到增長趨勢，日本因此受到了不小的刺激。
在自由貿易協定(FTA)方面，韓國的步伐也比日本要快。韓國繼智利之後又與美國就自由貿易協定達成妥協，超越了想要在保護農業的同時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日本的局限性。
文章表示,雖然面臨中國、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市場的攻勢以及收入差距擴大和由此導致的雇用兩極化局面，韓國仍然領先於日本。日本看着韓國，切實感受到了全球化的正負兩面性。韓國追趕日本的時代已經結束，在全球化浪潮中，日本將韓國視為先行指標的“地位逆轉”時代已經拉開帷幕。
從2003年開始進行的韓日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不幸受挫，兩國之間存在的政治摩擦雖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兩國都沒有理解這種地位逆轉的事實。韓國輿論仍舊被技術差距和貿易逆差的主張所支配，而日本尚未領悟到作為全球化測驗市場的韓國的價值所在。
文章分析，那麼在地位逆轉的時代，“經濟總統=李明博”新政權應該從日本那裡得到些什麼？
首先應該通過韓日之間的合作減輕風險。和過去相反，現在的情況是韓國走在日本前面，因此韓國會在很多方面背負所謂的“先行風險”。通過和日本之間的合作，韓國可以減輕這種風險。
在工程技術業界等部分領域，韓日共同投標大規模項目的事例正不斷增加。因為，通過共享信息、技術和共同財政可以降低風險，尤其是分散在新興市場上的各種各樣的風險。
但是，這種事例目前還很有限。在韓國，即使企業欲望較高，中小企業成長到一定的水平，但卻無法輕易躍升為“中堅企業”，持續成長。因此，利用投資銀行或諮詢功能較強的日本綜合商社或日本的風險市場，從而減輕風險的合作結構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第二個是標准化。韓國在環境標准和企業支配結構方面領先於中國，企業的環境對策也走在前列，因此，如果兩個國家合作，就能形成“韓日標准”。由於產業結構類似，所以在沒有廢棄物的“綠色物流”等方面具有非常大的合作潛力。在地位逆轉時代，比起誰在技術方面領先，標准化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因此，應該特別設定可以發揮戰略優勢的領域。
第三，人力轉移帶動的資格共同化。如果說雇用，特別是為年輕一代創造工作崗位是韓國的最優先課題，其解決方法只能傾向於比製造業更具改善餘地的服務業。
文章表示，實際上，日本的服務業也同樣落後，但飲食業卻曾在米其林評價中超過巴黎，名列世界第一，這象征着日本服務市場在服務多樣性和培養專業人才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深度。
韓國年輕企業家首先應該從日本的服務市場中得到啟發，然後在領先於日本並走向全球化的韓國市場內推行自主創意，這樣會成為非常妥當的典範。在地位逆轉時代，韓國必須推行這種對日經濟戰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