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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加拉國政府在全國範圍內開設了許多平價米店，向普通民衆供應大米。圖爲在孟加拉國首都達卡，一名婦女在政府開設的平價米店內買米。 新華社圖 |
中評社香港4月13日電／最近一段時間，全球糧價又出現了新一輪的狂漲。很多人甚至認爲，糧價的狂漲將打亂甚至終結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新興國家的工業化進程。這樣說也許有點兒聳人聽聞，但如何保障13億人的糧食供應？如何才能確保糧價的穩定？對于這些問題，我們却不能有絲毫的忽視。
環球時報刊登日本杏林大學綜合政策學部准教授劉迪的文章說，美國著名生態經濟學家萊斯特·布朗曾以“日本症候群”來形容那些在工業化起步初期人口已呈過密狀態的國家。他認爲，由于農業用地轉用于其他用途，穀物被水果等其他高附加值産品的生産取替，農業勞動者大量流入城市等原因，這些國家的農産品的産量將迅速下降。布朗認爲，“日本症候群”在台灣、韓國等工業化地區已經得到驗證。他還預測說，印度、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巴基斯坦、埃及、墨西哥等國的糧食進口今後也將大幅增加，而中國也無法回避“日本症候群”的命運。
布朗的預言在一些國家應驗了，但如今的日本，卻似乎並沒有過深地受到所謂“日本症候”的困擾。面對近期糧價的上漲，日本消費者表現得比較平靜，市場上也沒有出現搶購的現象。當然，這和日本經濟發展水平高、居民承受能力强有密切聯系，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在克服“日本病”的過程中，日本的很多做法值得我們借鑒。
我們知道，日本食品自給率僅40%，但日本人的主食大米，自給率仍保持 100%，這無疑是日本穩定市場的最大定心丸。日本在大米市場開放問題上的態度受到各國的批評，但是，在全球化時代，日本人考慮更多的是怎樣保障本國主食的穩定供應。日本的大米可以自給，而去年上漲與今年這輪漲價的食品，又均非日本人主食，這就减弱了糧價上漲的沖擊力。另外一個原因是，日本人的飲食結構越來越多樣化。我們知道，日本人每餐雖然分量不是很多，但種類不少。從應付現實糧價上漲的角度看，這顯然有益于减少對特定食品的依賴，緩解糧價上漲的沖擊。
文章說，事實上，日本也曾經出現過農村年輕人口流入城市、山區農地被放棄等問題。但日本政府在1990年代後期制定了《食品農業農村基本法》，重點目標就是“保障食品的穩定供給”。這部法律將保護重點向中堅農戶傾斜，幷提出打破保守的單一經營，促進農業與食品産業合作，促進農産品、食品出口。從高速增長時代開始，爲了應對勞動力價格上漲的局面，日本實施了精品農業、一村一品運動、農業産品品牌化運動。
有些學者認爲，日本政府對農業投入過大，中國無法學習，中國學習的目標應是北美、歐洲工業化國家的大農業。的確，我們常常羨慕那些工業化國家，它們的糧食自給率超過了100%，甚至達到了200%。但是，我們要知道，那些國家大多擁有優越的自然環境，或人口相對較少，中國只有部分地區與那些國家有可比性，但從總體上根本無法相比。而土地資源有限、人口密集的日本或許更應該成爲我們參考的樣本。
近30年來，中國工業化進程一直保持高速發展的勢頭，積累了一定的財力，已經有能力以工業反哺農業了。我們可能通過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加强農業科研的投入，提高農業從業人員的素質來提升農業的生産水平。
從世界糧食市場的現狀看，當前一段時間價格壓力的確嚴峻，但從中長期看，糧食供應仍有增産的餘地，關鍵要看我們能不能找到增産的方式。在這一方面，日本的經驗同樣值得我們借鑒。
文章指出，長期以來，在國際市場的原材料價格上漲時，日本人不是首先去想如何化解上漲的衝擊，而是首先在企業內部挖掘潛力，盡量降低其他成本，以保持終端産品價格不變或少變。這種對內尋找增産方式的做法，對中國進一步提高糧食的産出率有著一定的啓示意義。不少農業專家也談到，中國可以提高水與肥料的利用率，同時杜絕收獲、庫存過程中的浪費。此外，許多研究還表明，中國在集約農業、提高單産以及雙季種植方面也有相當大的潛力。
盡管中國目前已經解决了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糧食供應的現實仍然嚴峻，中國農業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今後，如何像日本那樣，突破東亞工業化國家面臨的糧食供應瓶頸，始終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