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思維抹殺不了中國在人權事業上的成就
在《世界人權宣言》發表的60年裏，中國的人權事業獲得了那麼大的進展，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的人權事業作出了那麼大的貢獻，但是，人權問題，這幾年卻成為我們在國際交流中經常碰到的一個熱門話題，成為我們在國際鬥爭中的不得不面對的一個重要領域。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一現象？這是我們應該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一個問題。
我們從不否認，中國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出現過傷害民主和人權的失誤。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包括西方發達國家，在人權事業發展的歷史上沒有犯過錯誤。以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過的失誤為由頭，對我們的人權問題喋喋不休地加以評論和指責，是沒有道理的。這只能說明有些人對中國有極深的偏見。
我們也注意到，人權、民主等等對於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來說，都是“舶來品”，而且是在與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不同的爭取民族獨立的歷史背景下，提倡人權、民主這些新思想新事物的，強調的側重點也與西方不完全相同，但是中國人民確實獲得了過去從來都沒有過的實實在在的人權。圍繞怎樣理解人權、怎樣實現人權這樣一些基本問題上的不同理解，開展學術討論是必要的，但硬要把自己的理解強加於別人，是不符合人權原則的。這也只能說明這些人有偏見。
需要深入研究的是，為什麼有些人會有如此深的偏見？
重要的原因，是二次大戰後出現的冷戰和在這個背景下形成的意識形態對立和敵視。自從蘇東劇變以後，歷時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格局終於結束了。深受冷戰之害的中國人，從鄧小平開始，果斷地拋棄冷戰思維，開闢和平發展道路，一直到今天提出要與各國人民一起來推動和諧世界建設這樣的理念。但是，西方有一些政治家、戰略家，以冷戰的勝利者自居，不僅沒有從那種落後的冷戰思維中解放出來，而且還繼續用那種已經過時的冷戰思維，包括在冷戰中形成的醜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偏見，來評論我們的人權事業。
在人權提出和發展的歷史上，從文藝復興運動開始，它的對立面主要是強權和專制。中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提出人權（後改為民主）和科學，針對的也是強權和專制，與文藝復興運動不同的是，當時中國人所反對的強權和專制，不僅是本國封建主義的強權和專制，而且是來自外國的帝國主義的強權和專制。從“文化大革命”走出來的中國人，那麼渴望人權、民主，也是因為人們對於在“大民主”、“群眾專政”名義下發生的違反民主法制的強權和專制，有著切膚之痛。但是，今天，在中國人權事業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新的情況，這就是：中國的人權事業，遭到了冷戰思維的醜化和破壞。實現和保障廣大中國人民的人權，既要反對一切違反民主和法制的言論和行為，又要反對冷戰思維，這就是我們面對的客觀現實。
那麼，什麼是冷戰思維呢？冷戰思維有些什麼特點呢？冷戰，相對於熱戰即傳統的戰爭，起源於1946年英國前首相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說”和1947年4月16日伯納德‧巴魯克在南卡羅萊納州哥倫比亞的一次演說。其最簡單的含義，就是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歐集團之間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對抗。在這樣的冷戰過程中形成的冷戰思維，具有機械地以意識形態劃線、極端地進行意識形態對抗這樣兩個鮮明的特點。這種冷戰思維，使人思想僵化、固執己見，目空一切、狂妄自大。今天，冷戰已經結束。冷戰思維也已經過時，並越來越不得人心。經過冷戰的嚴冬，我們深知冷戰思維之危害，比如我們過去在冷戰背景下，由於受到這種思維的影響，長期以來不提人權，一味批判所謂的資產階級人權觀，結果無形之中使之成為人家的專利。因此，我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在處理國家關係時，已經不再機械地以意識形態劃線、極端地進行意識形態對抗，同時我們堅定地維護我們的國家利益，堅守我們的信仰原則。但是，我們也注意到，這種落後的冷戰思維，在國際社會中並沒有因冷戰的結束而結束。那些不顧事實，顛倒黑白，對中國人權事業肆意描黑、惡意攻擊的聲音，一再地提醒我們，人類要告別冷戰思維，還要經過長期的艱苦的努力。
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歷史本來就很複雜，加上冷戰思維造成的偏見，使得人權問題不僅成為一個問題，而且成為一個複雜問題。這是我們在討論和研究人權問題的時候，必須看到並加以思考的一個問題。我們堅信，冷戰思維的偏執聲音是經不起事實檢驗的，冷戰思維抹殺不了中國在人權事業上取得的歷史性進步和成就。但是，冷戰思維必須摒棄，各國人民自己的選擇必須尊重，這也是人權的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權，必須反對冷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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