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10日電／根據報導，針對五二○之後新政府的黨政協調機制，層峰（高層）方面將成立“國政”小組，由新“總統”馬英九親自擔任召集人，採不定期的方式邀集“閣揆”、黨主席、“立法院長”等黨政高層參與研商重要“國是”，並有意透過這個小組做為平台，形成黨政高層的決策共識。台灣中國時報今日發表社論質疑，這個黨政運作的新模式，能不能塑造一種新的治理典範呢？講實在話，我們此刻寧可採取保留的態度，靜觀這個模式未來會怎麼運作！
與昔日情況做個簡單的對比，即可知道這個即將開展的運作模式，確實是在啟動一個全新的時代。與八年前國民黨執政的年代相比，“國政”領袖將不再兼任政黨領袖，這使得一元化的權力中心即刻間轉化為多元的中心；再與過去八年民進黨執政的年代相比，國民黨所擁有的是一個過半多數的“總統”，以及超過三分之二“安全多數”的“立法院”，這種“一黨獨大”的超穩定結構，不僅具備了民進黨期盼八年都得不到的條件，更享有連舊國民黨都比不上的民意正當性。因而可想而知，其所可能面對的形勢，恐怕是內部矛盾遠遠超過朝野的矛盾。
社論說，嘗試想想這樣的組合：一位由七百多萬選民支持出來的絕對多數“總統”，一個正準備積極任事的“行政院”，一個自認輔選有功的中央黨部，一個實質逼近四分之三多數的“立院”執政黨黨團，再加上各據山頭的百里侯在內，要拼裝出一個運轉順暢的權力機制根本不可能。這其間既有的平台包括執政黨中常會、“行政院”院會、政策協調會等，如今在這之上還要再加上一個由“總統”召集的“國政小組”，用常識推想即可知，要讓這些府院黨政“國會”等多個權力中心有效運作，要耗費掉多少“協調成本”！
換言之，一切的老問題都存在。儘管準“總統”馬英九表明他將退居第二線，但大概沒人相信他會只想做一個“虛位總統”，形勢上恐怕也不容許他這樣做；“行政院”劉兆玄院長為了拚政績，擺明了將會以強勢“閣揆”的姿態運作，而居絕對多數的國民黨“立院”黨團，也絕不可能僅以扮演一個“橡皮圖章”為滿足，行政與立法間的較勁，又讓黨的機制有了操作空間，但中央黨部並不一定擁有協調的能耐，於是民進黨執政年代的什麼“七人小組”、“十二人小組”就大復活了。馬在未來的時日勢必得經常跳到第一線介入協調。我們甚至可以預期，這個打算不定期召開的“國政小組會議”，最後一定逐漸變成“定期召開”，馬英九就算不想沾鍋，大概也不可能。
社論指出，也可以說，所謂的“黨政協調機制”會變成一個議題，正是台灣目前這種相當特殊的“憲政”體制，再加上外造的列寧式政黨結構所造成的。它在運作上很難從現成的西方民主國家中找到類似經驗加以參照。而過去幾十年的運作經驗也顯示，這種有台灣特色的黨政運作模式，所存在的問題其實非常多，除了前述的“協調成本”過多外，它最經常出現的後果，就是往往造成體制外、非正式的操作，經常凌駕體制內、正式的制度運作。民進黨會相繼鬧出那麼多的弊案，不正是肇因於此嗎？
社論認為，以馬英九與國民黨目前所擁有的條件，其實是擁有了絕佳的歷史機會，可以逐步透過有效作為，擺脫這種繁複“黨政運作機制”的糾纏。當然“修憲”的成本實在太大，門檻也實在太高，我們建議不妨先從若干成本較小的政治改革工程做起。包括首先，如果馬英九確定不想再兼任黨主席，那麼就乾脆回歸“總統”在“憲政”上的崇高角色，只在重大政策上發揮其應有的影響力即可；其次，在黨產陸續完成處分後，逐步虛擬化黨的角色，將其完全轉化成純粹的選舉機器；第三，逐步建立起“立法委員”的資深制與專業制，並以其問政績效與廉潔與否做為後續提名的依據；第四，逐步落實“行政院”隨“立法院”改選後總辭的“憲政”慣例，讓行政對立法負責的機制能夠扣得更緊。這些作為要達成其實並不困難，關鍵僅在於要不要實踐而已。
要知道，就算能規劃出再完美的“黨政運作模式”，目的也在於其能否制定出好的政策，達成好的治理，並不是要讓各據山頭的勢力藉以進行角力與分贓。如今歷史既然給了國民黨好的機會，國民黨可別再輕易糟蹋掉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