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5月12日電／台大政治系教授石之瑜今天在台灣《聯合報》發表文章探討馬英九所提的“外交休兵”論述，他表示，倡議“外交休兵”首先要自問，願不願意從此消弭國際上“兩個中國”並存或競爭的可能？如果願意，便可以與北京認真協商出一個對國際的共同說詞，使得“中華民國”“國旗”的出現不必代表“兩個中國”，則台灣當下“邦交國”的現狀得到定義與保障，台灣在非政府組織的會員權利全面恢復，“中華民國”參與國際組織的身分予以開放。這樣的共同說詞擬不出來，北京怎知道“外交休兵”不會是台獨的緩兵之計呢？
“外交休兵”是在1994年首次提出，一開始被當成笑話，不過論者不懈，之後幾年發展出成套理論與實踐步驟。今天，“外交休兵”突然成為當時同一個執政黨的政綱，卻難令人欣慰，因為迄今只聽到這四個字不斷重複，但除了表態之外，沒有開展後續的具體設想，就好像“外交休兵”是只要能轉念就可以達到的。
如果就職演說又要如預期地提出“外交休兵”，不宜只是為了在短期內快速表示善意，以促進兩岸交流，那將會因為定義不清，無法落實，而成為之後誤會與沮喪的主要來源，反而將危及兩岸交流。真的休兵是要靠誠意、思想、步驟，因此不能只停留在好聽的演說而已。
現在的休兵概念好像是說，大家都不要花錢挖對方的“邦交國”就好了。但怎樣可以不挖呢？假如台灣在非政府組織大搞台獨，是否違反“外交休兵”？或北京在聯合國重申對台灣的主權，算不算破壞默契？換言之，不可能只說不挖對方“邦交國”就好了，因為很多其他的事如果不講清楚，很快就會破壞這個默契。
“外交休兵”至少有四個層次：國際組織、“邦交國”、非政府組織、非“邦交國”內領事功能的辦事處。如果更周全，還要擴及所有可能觸及“國旗”或其他主權象徵的事物，比如，在什麼場合或什麼條件下，北京應該容忍台灣的“國旗”。可見，“外交休兵”不像台灣所想的那樣簡單，就只是個大家省錢的問題，而還是一個為什麼要省錢，以及省錢有沒有政治上的高昂代價等問題。
北京加入“外交休兵”的動機與台北不同，不可能只著眼於省錢。對台灣而言，“國家認同”是個頭痛問題，能擱置最好，所以喜歡凡事模糊化。北京或可同意模糊化，但前提應是先確立一個中國的原則後，才可以模糊化。而“外交休兵”之所以有助於確立一個中國原則，必然是因為國際上從此不會有分裂後的“兩個中國”在競爭。試問，鼓吹“外交休兵”的台北領導人有沒有做這樣配合的心理準備呢？
當這些問題都還沒有腹案，就旗幟鮮明地鼓吹“外交休兵”，然後碰到“邦交國”被挖走，“國旗”在“國外”被降下，台灣或“中華民國”的名稱在“國外”被竄改，非政府組織的會員權利被限制的個別情事發生時，“國人”立刻就會對“外交休兵”產生反感，基本教義派則必定製造壓力，如此一心向五百多萬深綠票靠攏的國民黨將難以為繼。其結果，就是為了要回面子，導致國民黨再度訴諸“秘密外交”與“金錢外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