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31日電／台灣聯合報今日刊載社論說，台“國防部長”陳肇敏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三一九陳水扁槍傷不是當天在台南市金華路第一現場造成的”，陳水扁因此決定控告陳肇敏誹謗。
此事經過是這樣的：“立法院國防委員會”邀陳肇敏備詢時，民進黨一名“立委”直截了當地問了他幾個問題：“是否因為參加了真調會才被提拔為‘國防部長’？”“真調會有沒有查出什麼結果？”“兩顆子彈是否陳水扁自導自演？”陳肇敏於是本於過去參加真調會所知的調查結論，作出答覆。
批評者說，民進黨“立委”所詢並非“國防部長”職權範圍內的事務，陳肇敏不應回答，答了就是錯誤。然而，嚴格說來，政務官到“國會”，就政治性問題表示意見，其實並無什麼職務範圍可言；三一九案涉及統治正當性爭議，任何政務官可以為陳水扁辯護，任何政務官當然也有權表達質疑。陳肇敏以政務官身分到“立院”備詢，就委員所詢，本於所知誠實答覆；或許可以說他缺乏政治警覺，說話過於直率，但這算是什麼“錯誤”？何況，這個議題是民進黨“立委”挑起來的，倘若民進黨“立委”不期望出現這種答案，那就不該在這個場合問這個問題。
社論指出，再者，陳肇敏的答覆是依據其參與真調會的經驗，就所知結論提出說明。而真調會是經大法官會議兩次解釋，認定為合“憲”合法的機關，本是“立法院”行使調查權的一種形式；雖然大法官不同意真調會條例的部分條文，但整體來說，真調會的合法性卻是無可置疑的。也就是說，真調會的行動均是依法令的合法行為，其調查報告亦是廣義的政府公文書；縱然其結論與檢警的認定相反，陳水扁本人更非常不喜歡，卻也無損於其調查報告的合法性。必須辨明的是：真調會和檢警各有職權，檢警固可依其職權而有所認定，真調會也當然有權公布其調查報告，向“立法院”及社會大眾說明其結論。
社論說，在此前提下，只要陳肇敏的答覆內容確為真調會報告的內容，陳肇敏並未自行增刪改變，那就是陳肇敏引述廣義的政府公文書所作報告，豈有構成誹謗的可能？不要說陳肇敏的引述不犯法，任何人加以引用也都不犯法；否則，陳水扁豈不就能利用自訴程序來封殺真調會的調查報告，以達到禁止任何人使用該報告的目的？
陳水扁指稱，檢警已有調查，證明非自導自演云云；然而，當初檢警調查和不起訴處分若能取得社會信任，又豈會有真調會的出現？而如今檢方特偵組又何必重新調查？要用當初檢警之調查和不起訴處分，來作為指控對三一九案的質疑或評論之依據，當然是完全不合邏輯的想法。
所以說，陳肇敏在“立法院國防委員會”答覆三一九案的問題，容或有“適當與否”的爭議；但陳水扁就此提起自訴，恐怕更有“適當與否”的爭議。三一九案發生後，陳水扁以執政地位，用盡各種方法阻擋“立法院”成立真調會調查真相，又在真調會成立後，指使各單位以“行政抵抗權”進行杯葛，讓真調會的運作時生阻撓；且檢警又迅速結案，以不能自辯的死者陳義雄為凶手，遂使三一九的幽靈糾纏陳水扁整個任期。如今，陳水扁在“抵抗”了整個任期後，又想要藉自訴程序來阻禁社會公評，恐怕是更加不適當。
社論指出，我們雖認為陳肇敏的言行，在政治角色上可待斟酌；但既未違法，更非誹謗。三一九案普遍存在人心的質疑至今未解，陳水扁若控告陳肇敏，其實等於控告真調會、控告“立法院”，及控告凡對三一九有質疑的人民。問題是：這能杜得住眾人悠悠之口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