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5日電／達賴最近竄訪歐洲，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專訪時問他:“你很沮喪，因爲你的“中間道路”無路可走了。你在自己人那裡失去支持和影響。中國人民也不信你那些。”達賴承認說:“是的。我真的感到很無助。”新華網昨日發表評論文章說，達賴何以“無路可走”？他爲何又承認“很無助”？原因就在於他逆歷史潮流而動，企圖回到爲歷史所拋棄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爲此不惜走上分裂祖國的道路。
文章指出，達賴念念不忘的年代是西藏史上一段黑暗時期。在僧俗農奴主殘酷的經濟剝削、政治壓迫和精神控制下，佔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得不到基本人身自由和政治權利，甚至喪失了生存權，生命卑微，生活悲慘。
對於西方一些給達賴戴上“人權”、“自由”桂冠的人士來說，其實政教合一的封建專制制度幷不陌生，因爲類似的社會曾出現在中世紀的歐洲。封建政權同專制神權在一些國家相互勾結，壓榨各階層人民，鉗制人們的思想和精神，阻撓科學進步，導致歐洲歷史嚴重停滯。那是一個人性受壓抑、文明遭踐踏的“黑暗時代”。
歐洲“黑暗時代”的典型史例是亨利八世治下的英國。暴虐荒淫的亨利八世强奪教權，濫用王權，肆意盤剝百姓，濫用酷刑，血腥殺戮。他在位38年，處死7萬人，佔當時英國人口近7％。因觸怒亨利八世被處死的《烏托邦》作者托馬斯·摩爾說，政教合一的封建政權根本就是“少數人以多數人名義暴斂財富和權利的工具”。
文章說，時至近代，新興的歐洲資産階級掀起波瀾壯闊的反封建專制制度、反教會反動勢力的革命運動，一步步走出封建專制統治的黑暗。歐洲人民抗爭封建王權和專制神權的精神，在17世紀的英國《權利法案》和18世紀的法國《人權宣言》中得到充分體現。
在西藏，殘酷、落後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延續到20世紀中葉。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後，百萬農奴獲得新生，雪域高原從落後走向進步，從封閉走向開放，從貧窮走向富裕，從黑暗走向光明。
然而，文章指出，達賴集團不甘放棄曾經作威作福的“天堂”，自1959年發動叛亂以來，從未停止分裂西藏的活動。由於其公開的分裂主張四處碰壁，達賴集團從上世紀80年代用“高度自治”的幌子否定西藏現行政治制度，用歷史上根本不存在的“大藏區”粉飾分裂用心，其論調的背後，是對那個黑暗封建農奴制社會的不死之心。
熟悉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對舊西藏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清楚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的反動本質。那個殘酷黑暗的制度絕不被容許、也絕不會重回現實。
文章說，試問，附和達賴的政治立場，豈不是支持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在西藏復辟？追捧達賴的“高度自治”，豈不是扶持將西藏倒回“黑暗時代”的企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