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接下來十一日江董事長即將率團訪問大陸,讓大家比較意外的是,當隨行名單公布後,台方層級提高至兩位政務官一同前往,在此狀況下,以您曾經待過第一線工作的經驗,您認為這次兩會復談,您會給予什麼建議?或是應該謹守哪些分際?哪些部分該爭取?
洪:我想路線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吧!至今天為止,我們已經知道雙方不會有協議、不會發表共同聲明,而且都是以新聞稿的方式處理;在這個部分,我想我方是十分慎重的,對於兩岸事務,就是以漸進、務實的態度,不要有太多跳躍式的期待,建立互信、好的政治氛圍是必要的,是否要一次跳到這麼高的層級,我認為有待觀察。而“陸委會副主委”也在名單裡,我認為這可減少外界對於海陸大戰的疑慮。事實上兩岸政策由“國安會”主導,應該在“國安會”決策架構裡定調,定調後屬於政府公權力部門則由“陸委會”負責,實際協議操作上就由海基會進行;我們看到次訪問團的成員,又屬於操作性的經貿議題,我認為應當可以談到具體的成果出來。
李:最後想請教您是否有訪問過大陸的經驗?而您對大陸工作又是有實際參與並相當了解的民進黨內人士,在展望未來方面,不知道您是否會希望在適當時機去大陸訪問?若到大陸訪問,您會代表民進黨向大陸傳達何種訊息?讓共產黨更了解民進黨或者台灣民意。
洪:我覺得我在過去就一直扮演這樣的角色,10年來,我就不定期地以民進黨“立法委員”的身分到大陸去,不管是對台商或台商協會的訪問、或對大陸涉台的學者或官員的接觸,到現在我都還有保持連絡;我認為以開放的態度來相處,他們會知道我的想法,知道我站在台灣的角度,以台灣主流價值看待兩岸問題。而透過幾次訪問,我也了解大陸對於台灣的看法,大陸過去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對於台灣問題,有自己的一套經驗與看法。
另外,我們常在談的“九二共識”,在92年的“香港會談”之後,有93的新加坡“辜汪會談”,到今天2008的“江陳會談”,這中間有15年的時間裡,整個大環境、兩岸政經情況、國際情勢都產生巨大改變,某個程度上也產生結構改變;92年台灣才剛開始進行民主化,至今台灣已有10餘年民主化的經驗,建立起台灣“主體意識”,所以台灣政治的內涵有別於過去;但在經濟內涵上,92年台灣經濟是相對強勢的,現在則處於相對弱勢。而92年兩岸經貿也沒有任何依存關係,只有台商赴大陸投資,但往後因投資而帶來頻繁的貿易,兩岸貿易依存率達27%到28%。
從這些明確的數據來看兩岸問題,中共的國力上來了,對於處理兩岸的問題也更有自信,例如胡錦濤先生釋出善意,給予台灣部分國際空間;中共自從2005年反分裂國家法制定後,在兩岸事處處理上,更具戰略高度與彈性。從某個程度來說,台灣與中國大陸雖然是分立,但不影響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大陸把這個基本原則講清楚,也不急於促統,從過去的促統到現在的反獨,或是化獨(化解台獨)維繫和平,這就是大國的信心,有別於江澤民時代統一的急迫感。96年台海的緊張,就在香港、澳門回歸後,江澤民有時間的急迫感,希望可以完成歷史的工作,當中國有統一的急迫感,對於台灣就採取強硬的手段,而台灣的民主化也建立起台灣的“主體性”,因此兩者間就有激烈的衝撞。
接下來在陳水扁“總統”8年執政中,對於法理獨立的明確性也造成兩岸的對立與緊張。但相對的,對岸這時候表現出戰略高度,把握一中架構,對台開始進行懷柔政策、採和平態度,所以我認為台灣也要務實面對國際關係的改變。中、美、台三邊關係也產生結構性的改變,在911事件後,中、美在戰略談判上頭,雙方找到更多共同議題,如環保、區域和平、北朝鮮問題等;台、美關係也相對隨之淡薄,這都需要被納入考量的。我認為民進黨應當從這個方式來處理兩岸政策,你必須以更高的角度來看待這問題,才可能找到雙方的共通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