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推動公民會議和協商民主，擴大支持基礎
台灣“立法院”運作機制適於“立委”個人秀，而不適於彙集共識，再加上民進黨在“立法院”內席次少，無法起到制衡作用。要擴大民進黨的影響力，僅僅依靠“立院黨團”是不夠的。蔡英文認為民進黨祇有重新回到基層社會，傾聽民間的聲音，與人民直接對話，才能擴大支持基礎。她表示，“公民團體是民進黨長期盟友”，她會透過協商民主、公民會議的方式，與公民團體開展對話，一方面監督制衡國民黨，另一方面宣傳民進黨的政策理念。
（四）大量起用青壯派，推動黨務改革
為了讓民進黨順利改革，贏得未來，蔡英文主張啟用年輕人。從目前看，民進黨黨務人事大致底定，民進黨青壯派已經全面接棒，整體佈局是“青壯派上場，各派系參與”。扁系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其邁接任首席副秘書長，前“國安會”咨詢委員林成蔚任國際事務部主任，嘉義縣觀光局長洪耀福內定組織部主任，前“新聞局長”鄭文燦任文宣部主任，謝長廷辦公室前發言人趙天麟接任青年部主任。另外，蔡英文擬委託羅文嘉擔任黨務改革小組召集人。這些青壯派的精英，許多出身於學運時代，尚沒有太多利益的牽絆，也都具有論述能力。蔡英文希望青壯派能夠消弭派系分歧，共同推動黨務改革。
蔡英文改革主張的源流
蔡英文這些改革主張的最終目標就是要把民進黨從一個社會運動型的政黨改造成一個理性的政黨。這一目標的確立源自於對民進黨衰敗的深刻反省。民進黨迅速崛起然後迅速衰敗，其中有各種原因，但最根本的是，民進黨以反對運動起家，由於適應了台灣過去幾十年政治社會轉型的大形勢而迅速崛起，但是在台灣的轉型完成後，它仍舊堅持過去的做法，最終被時代所拋棄。
（一）“本土”走向極端，與台灣多元社會相悖離
台灣自一九八○年開始政治轉型以來，“本土化”與“民主化”始終是主旋律。民進黨高舉“本土”大旗向國民黨威權統治發起挑戰，結果屢戰屢勝，並最後登上執政舞台。但是隨著台灣社會轉型結束，民進黨的訴求部分實現、部分被國民黨吸收，它就不再擁有 “本土”的壟斷權 。為了繼續壟斷“本土”價值，民進黨對“本土”的定義越來越“純粹”，也越來越狹隘，越來越不具備包容性。 這樣的論述既偏離台灣社會的活潑多元，也違背了全球化的思維邏輯。在大環境要求開放改革的時候，民進黨不但沒有重啟閘門，反而背對著時代潮流，閉門進行思想與立場的檢驗。二十一世紀是全世界往前邁進的關鍵時刻，綠色執政卻平白喪失了新世紀開創的契機。民進黨要贏得未來，必須修正過去自我封閉的“本土論述”，所以蔡英文提出要“ 重新定義台灣的本土論述”。
（二）迷信意識形態操作，忽視執政能力
在政治轉型和社會運動時期，由於社會矛盾（認同和民主）的激化，政治主張（意識形態）成為民進黨的最重要基礎。民進黨的成功讓其領導層普遍相信：獲得民眾支持的唯一因素，是政治主張。可是事實上，意識形態和政見祇是政治支持的其中一個面向，此外還有其他的因素：如形象、能力和操守等。當民主轉型期逐漸過去後，當政黨的意識形態區隔逐漸模糊，能力和操守的比重逐漸加大，單是台灣意識的訴求，愈來愈不足以吸引民眾的支持。面對全新的政治環境，民進黨似乎完全沒有準備，而且也不願意準備，不但沒有刻意表現出它是一個可以託付“國家”重任的政黨，反而瘋狂操弄意識形態口號，讓執政之路越走越窄，最後被選民拋棄。民進黨要東山再起，必須改變過去“口號治國”的做法，所以蔡英文才說，“我們沒有坐在家獨自告白的本錢”。
（三）與基層社會完全脫節，走向貪腐和權謀
許多社會運動的生命週期顯示，在運動的萌芽期中，運動的支持者雖然眾數不多，可是卻也是他們對運動的認同最強烈、對身為運動的參與者和支持者具有最強烈道德驕傲感的時期。可是當運動的目標逐漸完成、逐漸成為社會的共識而為社會大多數人所接受，認同、驕傲都會逐漸消退，很容易走向奪路。民進黨以自己的行動再次證明了這一點。民進黨上台後，“清廉、勤政、愛鄉土”價值迅速被邊緣化，他們將“國家公器”視為私物而私相收受，不顧制度規範而任人唯親，他們將“國產”視為家產，肆無忌憚地蠶食鯨吞，他們將民眾視為獲得權力的工具，一次又一次的從他們那騙取選票而不顧他們的感受。結果民進黨與社會完全脫節，它喪失了傾聽基層聲音的機會，也喪失了基層社會的支持。民進黨要贏得民眾支持，必須重新回到民間。所以蔡英文說，“未來在野黨要做的是努力和人民全面性的對話，以擴大社會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