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9日電／馬英九日昨宣布，對陳水扁因“國務機要費”核定為絕對機密的總共五類事項，依“國家機密保護法”加以註銷；台北地方法院審理中，以及“最高檢察署”特偵組偵查中的“國務機要費案”，因此都可以加快進行。
陳水扁及民進黨對此反應激烈，認為註銷可能危及“國家”安全，是不負責任的政治鬥爭手段，先是宣稱不排除對馬“總統”提告及聲請釋“憲”，隨即提出所謂“外患罪”的控告。
台灣聯合報今日刊載的社論說，回顧本件爭議的發生，陳水扁原本就是因為檢方的偵查而“補核定”系爭事項為絕對機密，政權交替以後檢察機關為排除偵查上的窒礙才請求解密，“總統府”方面權衡對“國家”機密的保護和司法程序的尊重，先依法同意相關司法機關基於偵審需要對機密事項的使用，一直到檢方表示法律和法規命令的限制仍然過大後，“總統府”才考量有無進一步排除機密限制的必要。
馬英九經檢視府內保存的原件及借閱司法機關持有的物件、檔案，才一次做出把全部五類資訊的機密性全部註銷的決定。我們很早就主張“總統”應該尊重司法，全面解密，從這兩天各方的反應看來，台人也多認為這是遲來的正義。唯陳水扁和民進黨卻還在用政治語言負嵎頑抗。試問：什麼叫政治鬥爭，司法機關的訴追難道是因為馬英九的註銷才發動的嗎？
社論指出，馬英九最後決定以註銷而非解密的方式處理，其背後的“憲政”意義值得注意。細讀“國家機密保護法”，對於機密的變更程序，只有非常簡略的一個條文，即第十條第一項的規定：“國家機密等級核定後，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實際狀況適時註銷、解除機密或變更其等級，並通知有關機關。”顯然，註銷和解除機密是兩種不同的變更方式。另該法第二十九條的規定：“國家機密於保密期限屆滿前或解除機密之條件成就前，已無保密之必要者，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應即為解除機密之核定。”足見所謂解除，其原因只有“已無必要”，無關乎當初核定的必要性乃至合法性；反面推論，所謂註銷，其原因則應是存在於當初的核定。因此可以這樣說，同樣可以達到排除機密的效果，立法者特別規定了註銷的程序，已經寓有讓後任者審查前任核定行為的精神，此一內控機制的目的即在避免機密的濫用。在民主法治國家，即使貴為總統，也須依法行政。馬英九應該知道，開了這樣的“憲政”先例後，首先受拘束的就是他自己，但他仍然選擇註銷，而非同樣可以達到協助司法目的之解密，此一行政自抑的用心應值肯定。
本來，註銷隱含的審查，除了以被動為原則外，也仍然要充分尊重前手的裁量空間，對於陳水扁核定為絕對機密的情形，尤其不能不考量其尊崇地位，與“國家”安全牽涉面的廣泛；因而，只有在確認其係明顯濫用裁量的情形，後任“總統”的註銷才有必要。本案中，陳水扁把預算書以及根本非由“總統”製作與持有的偵查筆錄核定為機密，制度與程序上已不符合“國家機密保護法”的規定，註銷便是唯一合理的選擇。個別單據部分涵蓋各種行政事項，原應尊重其合理的裁量空間，但以單據、傳票等所含資訊質量之有限，客觀上即不可能達到絕對機密所要求的“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非常重大損害之事項”，其屬裁量的濫用也已至為明顯。陳水扁當初會把這些資訊核定為絕對機密，卻又不吝展示給記者、名嘴看，其藉以對抗檢方偵辦的用心，可說是路人皆知，其實早已構成“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五條明文禁止的“為隱瞞違法或行政疏失”。然而，此一“目的”的認定將難免影響進行中的司法程序，“總統府”未就此做出任何判斷及追究，而僅以“非屬機密”予以註銷，應是基於對司法的尊重。
社論說，我們不知道陳水扁或綠委聲稱的提告，告的是什麼？所謂釋“憲”，又是依照什麼程序？當初大法官違法受理釋“憲”（第六二七號解釋），對進行中的地院審判構成極大的干擾，已經是司法史上的醜聞；此等行徑，堪謂一之為甚，豈可再乎？相信在全民監督下，陳水扁機關算盡的脫罪佈局，終究還是無法得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