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10日電／馬英九日前決定，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註銷“國務機要費案”中，遭陳水扁核定的五類絕對機密，引起陳水扁及民進黨強烈反彈，聲言此為政治清算，指責此舉侵犯前“總統”權利，違“憲”違法，並危及“國家”安全。因陳水扁核定其檔案資料為絕對機密而受阻之“國務機要費案”，包括特偵組偵辦及法院審理，都將得以繼續進行。
台灣中國時報今日刊載社論指出，此事涉及者不只是哪一位“總統”的舉措，還關係到“國家元首”的權限範圍與司法權力的制度分際。可以期待的是，藉此建立同時評價過去“總統”、現在“總統”以及將來“總統”行為的制度性指標。既於民主“憲政”的發展有利，即為我們樂見。為避免干預進行中的案件，以下的分析觀察，特別是關於“總統”職位的部分，均不以個人為討論對象，而是對任何一位“總統”，一視同仁。
台灣的“憲政”史上第一個由現任“總統”親簽聲請而做成的第六二七號大法官解釋，於此重加閱讀，將饒富意義。此項外觀上不似針對任何個案而為的解釋，有幾個當下頗具時間關連性的重要論點：
第一，大法官一再重申的“憲法”原則是，“總統”享有的刑事豁免權，不是絕對的特權。在“總統”任期屆滿之後，仍可針對“總統”任內的刑事犯罪行為，進行追訴。
第二，“總統”在其行政權範圍內，就有關“國家”安全、“國防”及“外交”資訊，為避免影響“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有核定其為“國家”機密而決定不予公開的權力。但此項權力亦“非憲法上之絕對權力”，應受權力制衡與司法審查。
第三，核定“國家”機密，大法官說是“總統”的職務權力，並未認為是“總統”個人的權利。在他人為刑事被告的案件中，“總統”有拒絕提交“國家”機密資料作為證據之特權；當然也得依司法請求提交證據。
社論指出，有待於實際司法案例中檢驗的一個問題是，如一位“總統”為避免自己“總統”任內的犯罪行為於任期屆滿後受到追訴，而將自己犯罪行為相關資訊，核定為絕對“國家”機密時，怎麼辦？後任的“總統”可否將其機密註銷，以利追訴？
如果後任的“總統”不能這樣做，那麼大法官說“總統”的刑事豁免權不是絕對的權力，就是欺人之談。如果“總統”可以利用“國家”機密核定權讓事後追訴成為不可能；大法官說“國家”機密核定權不是絕對權力，同樣也會成為欺人之談！
反過來說，後任“總統”為了追訴前任“總統”而將其核定的“國家”機密解消，是不是同一個問題應該思考的另一面擔憂呢？這一面問題的答案，其實簡單多了。如果前任“總統”沒有犯罪，不會因為一項“國家”機密的解消而構成犯罪；解消“國家”機密，絕不會使得無辜之人有罪，只會有是否影響“國家”安全的問題。後任“總統”既然無法用解消機密的方式，讓無罪的前任“總統”變成有罪，當然也就不致為了追訴前任“總統”而甘冒大不韙，解消機密而危害“國家”安全。最難的抉擇，其實是揭露犯罪與揭露機密發生衝突，後任“總統”可以選擇保密而不揭發犯罪，也可能選擇揭發犯罪而不保密。選擇保密最簡單，因為如此保障了安全，同時也無法發現有人犯罪。選擇揭發犯罪而不保密，後任“總統”解密行為自會受到公開檢驗，而且是在司法程序之中受到公開檢驗。原來核定的機密該不該核定為機密，解消機密的決定會不會影響“國家”安全，都是要受公開檢驗的決定。後任“總統”解消機密的決定，就是讓自己受到公開檢驗的決定。
社論說，這點並不使我們擔心“總統”至愚，不會想用揭開“國家”機密的方法去論斷前任“總統”的無辜行事；也不必急於批評解消機密恰不恰當。等到司法進行而解消的機密內容大白於世時，解消機密的決定自會受到司法檢驗與輿論公評。
在“憲政”上真正重要的是，有如美國《紐約時報》公開國防部越戰報告，最高法院判決留給世人的啟示──如果揭露“國家”機密公開於世，唯一的傷害就是發現根本無密該保的尷尬，揭露濫權行為帶來的尷尬絕不能稱做危害“國家”安全！ |
